古代玉器揭示的文化迁徙与融合：考古学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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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玉器在中国古代是一种具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器物。在社会发展产生了等级分化、产生了玉礼器以后，可以通过玉器、尤其是玉礼器反映的不同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现象探讨其所隐含的文化迁徙与融合问题。这种古代文化交流现象所隐含的文化迁徙与融合问题，很难由一两件玉器的交换、赠予来体现，需要有产生文化迁徙的原发地与文化融合发生地之间存在着较多的相同的玉器器类与器形的证据才能确认，是两种文化意识观念的交流与传播的结果。本文用三个不同的例子来说明和体现史前存在的几种不同的文化交流类型。其中，红山文化晚期后段与凌家滩文化玉器所体现的两者之间的文化交流现象很可能与文化迁徙与融合有关;岭南地区发现的诸多的良渚文化玉器体现的是良渚文化的一支迁徙到岭南地区后与当地本土文化发生了文化融合;而在成都平原地区的三星堆文化、福建沿海地区，珠江三角洲一带出土了二里头文化的牙璋、当地也有仿制的牙璋出现反映的则是夏遗民与当地居民的文化融合现象。

文化的迁徙与融合，自古有之。发展到距今四五千年间逐渐加剧，成为中华文明形成时期的一项重要文化现象，而进入王朝发展阶段更为显著，是促进华夏族形成的重要因素。

目前，探索史前时期和原史时期的文化迁徙与融合现象，主要依靠考古学的发现与研究才能进行，并且大多以陶器作为分析研究的主要对象。考古学研究成果表明，通过对出土陶器的分析，比较容易分析判断文化迁徙问题。例如，在长江中游地区发现了原本分布在中原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陶器，从而可以判断在王湾三期文化时期，王湾三期文化的一分支由中原地区南下长江中游地区，显示了中原文化向长江中游地区的迁徙发展;在太湖地区发现了原本分布在豫东地区的王油坊类型陶器，可以判断在王油坊类型时期，王油坊类型的一分支由豫东向太湖地区迁徙发展。

然而，仅从陶器的角度分析判断文化融合问题，却是一个难题，因为古代文化的融合现象在陶器上不易表现出来。通常而言，一旦某一种考古学文化与另一种考古学文化融合了，作为显示原本考古学文化特征的陶器可能就消失了而无法被发现，导致无法从陶器的角度获得分析判断文化融合的证据。这与陶器易于制作、多为日常生活用品、质地脆弱容易损毁有关;也与某一种考古学文化的陶器在文化融合过程中容易被优势考古学文化的陶器所替代有关。所以，仅从考古发现的陶器角度探索与此有关的文化融合问题，是很困难的。

如果在分析探索古代文化融合方面注重与陶器共存的玉器研究，这为判断古代文化融合问题，增添了可深入分析探索的研究对象，以及容易获得较为确凿的证据对所研究的问题予以说明。古代玉器不仅在分析判断古代文化融合方面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在分析判断古代文化迁徙方面也能发挥重要的作用。这可能与玉器的质地坚硬柔润、容易保存、器形与纹饰含义深邃、文化属性特征分明、且通常是社会珍贵物品以及可传世保存使用等具有的独特的文化因素特质所决定的。

从玉器的角度探索古代文化迁徙与融合问题，主要是通过各地出土的玉器所体现的文化交流现象来考察，即分析相同的玉器在不同地区、或是不同时间出现的现象来考察。然而，各地出土的玉器所体现的文化交流问题是相当复杂的，而且同样的现象在玉器使用功能不同的发展阶段可能具有不同的含义。也就是说，玉器使用功能在其不同的发展阶段存在着区别，通过玉器来分析探索古代文化迁徙与融合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应分阶段进行探索。

1.玉器在分析探索距今8000年至6000年间文化迁徙与融合方面的作用

中国古代制作、使用玉器发生很早。如果从玉器器形达到光洁完整、制作美观、具有装饰的使用功能的角度上考察，大致从分布在辽西地区的兴隆洼文化玉器算起，距今已有约8000年历史了。

大致在距今8000年至距今6000年前，玉器的使用功能主要作为人体的装饰品，如兴隆洼文化玉器、分布在江淮东部的距今七八千年的顺山集文化玉器、分布在杭州湾南侧的距今7000年前后的跨胡桥文化玉器和距今六七千年的河姆渡文化玉器、分布在环太湖地区的距今六七千年的马家浜文化玉器等。这时期玉器的使用功能主要是作为人体的装饰品，如佩戴在耳部的玉玦，佩戴在颈部的弧形条状玉璜，以及胸腹部位的各种挂佩坠饰;个别的制作为工具使用。

目前发现的这时期玉器所体现的文化交流现象，最为明确的是磁山文化中发现的兴隆洼文化玉器。在河北省易县北福地遗址出土了数件距今七八千年的玉玦、小玉匕等坠饰(图1)[1-2]。这些玉器的形制特征与兴隆洼文化同类玉器相同，然而与这批玉器共存的出土陶器的文化特征则是属于距今七八千年的磁山文化。据目前在河北中南部10多处遗址发现的磁山文化遗存显示，这类玉器的数量很少，可以确定磁山文化不具备采集玉料和制作玉器的条件。这类玉器在磁山文化中仅见于磁山文化分布区北部的北福地遗址，其再向北，与兴隆洼文化分布区相邻的地区。所以可确定易县北福地遗址出土的这批玉器的文化属性是兴隆洼文化，是兴隆洼文化制作的玉器作品。

磁山文化中出现的兴隆洼文化玉器体现了当时的一种文化交流现象，其主体实物是兴隆洼文化玉器，这一现象反映的实质可能是使用玉器进行交换而产生的相同玉器在不同地区的流动现象，也就是说，这些玉器大概是磁山文化通过与兴隆洼文化发生以物易物的物品交换所得。

我国在距今七八千年间，没有发生气候的异常变动，各种考古学文化的人群在各自环境条件优越的区域内生存，不存在因环境条件的变化而促使其跨环境区域的迁徙流动;当时社会的发展状态是处于平等的氏族社会发展阶段，不存在暴力争斗、武力掠夺财富的现象，不会产生被驱赶、逼迫迁徙流动。所以，磁山文化中的兴隆洼文化玉器应是通过交换而出现的，这也说明这时期的玉器因是一种精致的装饰品而受到不同区域、不同考古学文化人群的青睐，从而发生了玉器流通所体现的文化交流现象。

兴隆洼文化玉器可能传播很远，甚至是跨区域对其他考古学文化产生影响。但是，这时期这种玉器的传播以及产生的文化影响，可能与文化迁徙与融合无关。因为就目前我国发现的距今七八千年间的各个考古学文化之间，基本上不存在跨环境区域的文化迁徙与融合现象。所以，玉器在分析探索距今七八千年间的文化迁徙与融合方面的作用几乎不存在。

2.玉器在分析探索距今6000年至5000年间文化迁徙与融合方面的作用

距今6000年前后至5000年间，玉器的使用功能从作为人体装饰品的基础上开始向礼仪用品转化。这时期，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对财富的追逐，社会成员之间产生贫富差距，原先那种平等、稳定的氏族社会制度开始出现裂痕，社会发展逐步产生等级分化，逐步产生了约束社会成员的某些礼仪习俗和特权人物。在这个社会发展过程中，作为既具有装饰使用价值、又具有财富价值、还具有体现等级与身份价值的玉器，因社会发展的需求而得到快速的发展。由此，逐步形成了代表不同区域、不同考古学文化的玉器器形特征及包括料与色、工艺与技术、形制与寓意、等级与身份、财富与权利、意识与观念等特色的各个玉文化。

由主要作为人体装饰品玉器向礼仪用品玉器的转化，大都发生在原始文化发展较快、尤其是社会意识观念发展较快、社会组织内部及社会成员之间产生等级分化的区域，如主要分布在江淮中部地区的凌家滩文化、环太湖地区的崧泽文化以及在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晚期等。

其中，红山文化晚期后段玉器的使用功能以神秘化色彩的发展方向为主要特色，即当时在礼仪仪式活动中使用的玉器大都与原始宗教活动有关[3-5]，出现了含义神秘莫测的勾云形玉佩、兽面玦形玉器等重器;而以凌家滩文化玉器为代表，则形成了一整套礼仪仪式活动使用的玉器。这些玉器的形制与使用方式，尤其是由10件玉镯组成的成串玉镯臂饰、由30件玉璜组成的组玉佩，以及玉冠饰、玉龟与刻符玉版、玉龟状扁圆形器与玉签、玉人、携动物形象与刻符的玉鹰、成组玉珩等，充分显示了它们已经由普通的人体装饰品转变为社会礼仪仪式活动使用的礼仪用具了，有的是属于宗教仪式活动中的“法器”，而精致的“风”字形玉钺这类专用武器的产生则进一步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发展正经历着的分化与动荡。笔者将凌家滩文化玉器作为中国玉礼器起源的首个中心[6-7]。当然，这时期产生的玉礼器是原始玉礼器，属于原始玉礼器的发生与初始发展阶段。

这时期的玉器，伴随着考古学文化交流的增加，开始流通频繁，其所体现的文化交流现象，既与玉器的交换、赠予有关，也与文化及意识观念的交流与传播有关，还与文化迁徙与融合现象有关，需要对具体现象作具体的分析。其中，凌家滩文化玉器与红山文化晚期后段玉器之间所表现的一些相同现象反映了它们之间存在着文化交流，是探索这时期文化迁徙与融合问题的重要例子。

红山文化晚期后段有一批玉器的器类与器形，而不是一种玉器器类或一两件少数玉器器形，也不仅仅是一般的装饰品，则是包含一批礼仪用品的玉器，与凌家滩文化玉器的器类与器形接近[8-9]。如红山文化晚期后段的玉人和凌家滩文化玉人(图2a和图2b)[10，12-13]、红山文化的回首玉凤冠饰和凌家滩文化的回首玉鸟冠饰(图2c和图2d)[10，12-13]、红山文化的玉鸮和凌家滩文化的玉鹰(图2e和图2f)[11，12-13]、红山文化和凌家滩文化的鼓形玉箍(图2g和图2h)[10，12-13]、红山文化的兽面玦形玉器和凌家滩文化的环状虎形玉坠(图2i和图2j)[10，12-14]、红山文化的斜口筒形玉器和凌家滩文化的玉龟状扁圆形器(图3a和图3b)[10，15]、红山文化和凌家滩文化的束腰玉珠(图3c和图3d)[10，12]、红山文化和凌家滩文化的玉龟甲(图3e和图3f)[10，12-13]、红山文化的弯板状玉臂饰和凌家滩文化的弯板状玉腕饰(图3g和图3h)[10，12]等玉器的器形，这不应是一种偶然现象，应是反映了红山文化晚期后段与凌家滩文化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文化交流关系。

形成这种文化交流关系的实质是什么?是辽西地区红山文化晚期后段玉器向江淮中部地区凌家滩文化流动?还是由江淮中部地区凌家滩文化玉器向辽西地区红山文化晚期后段流动?亦或是两者玉器在它们之间互相对流?

从两者文化的年代分析可知，红山文化晚期后段玉器的年代在距今5300多年至5000年前后，凌家滩文化玉器的年代在距今5600年至5300年前后，前者晚于后者，并且大致前后衔接[8]。年代关系表明，由玉器所反映的它们两者之间的文化交流关系，不可能是通过物品交换、赠予等同时期的文化往来和意识观念的交流与传播形成的。而从两者相同的玉器器类与器形的分析来看，玉器只是器类相同，细部特征有区别，制作工艺也不同，玉器的质地更是不同，它们应只是大致相似，或者说是“神似”。这进一步表明两者文化之间不存在同时期、同样的玉器在两地交流。结合年代关系，可以明确，那些同类玉器的器形不是同时、同地制作的，是在不同时间段分别在两地先后制作而成。

红山文化晚期后段与凌家滩文化之间不存在同时期的通过物品交换、赠予等文化往来和意识观念交流与传播，那么玉器所体现的两者之间的文化交流现象很可能与文化迁徙与融合有关。从年代关系以及两者的玉器制作工艺技术水平是红山文化晚期后段高于凌家滩文化的现象推测，如果存在着文化迁徙与融合关系，应是江淮中部地区的凌家滩文化向北方辽西地区的迁徙及与红山文化晚期的融合。

从考古发现的玉器角度可以推测，凌家滩文化可能向北方迁徙到达了辽西地区，并且与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晚期发生了文化融合，由此在辽西地区红山文化晚期后段突然产生了一批具有凌家滩文化传统的玉器。但是，欲确认这一认识，尚缺乏有关的实证资料，即在辽西地区及红山文化晚期后段保存了凌家滩文化制作的玉器，或是在江淮中部地区至辽西地区之间的中间地带发现凌家滩文化玉器等文化遗存。这有待发现弥补。

以上这一分析例子表明，欲通过玉器所反映的文化交流现象分析古代文化的迁徙与融合问题，需具备一些基本的条件:(1)社会发展产生了等级分化，产生了玉礼器;(2)存在着由玉器、尤其是玉礼器所反映的文化交流现象;(3)这种文化交流现象不是由一两件玉器的交换、赠予以及意识观念的交流与传播而产生;(4)产生文化迁徙的原发地与文化融合发生地存在着相同的玉器器类与器形的证据。此外，文化迁徙的中间地带发现迁徙方的文化遗存。

3.玉器在分析探索距今5000年至4000年间文化迁徙与融合方面的作用

距今5000年前后至4000年间，在一些文化发展较快的地区，玉器的使用功能由原始玉礼器的初始发展阶段向成熟发展阶段演化。这时期玉礼器的使用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等级化倾向，体量大而精致的玉器通常出现在大墓中。例如，主要分布在太湖流域及杭州湾地区的良渚文化玉器、主要分布在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玉器及龙山文化早中期玉器，以及主要分布在晋南地区的陶寺文化早中期玉器等。其中，以良渚文化的玉礼器最为兴盛，其使用功能以表现使用者的社会等级身份、个人财富与权利为主要特色。良渚文化的玉礼器出现了严格意义上的玉琮与玉璧，以及具有威严、独尊含义的神人兽面纹饰这类特征鲜明而独特的玉器装饰图案，甚至是出现了体现王权特征的施刻完整神人兽面纹饰的大玉琮、瑁与镦及装饰坠饰俱全的玉钺、“权杖”等一批王者使用的重器。

这时期，因社会分化与动荡的加剧，文化交流现象空前活跃，甚至是产生了远距离的、成批量、成规模的文化交流现象。这种文化交流现象更多体现了文化迁徙和文化融合。玉器伴随着文化交流的增多，开始流通频繁，成为这时期成规模文化交流中最为活跃的文化因素。与陶器一样，玉器是体现成规模文化交流的最主要的物质载体，成为分析判断文化交流的重要研究对象。同时，玉器还以其所具有的特质比陶器更便于通过文化交流现象分析判断文化迁徙与融合问题。

依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各地发现的良渚文化玉器所体现的文化交流现象，是通过玉器分析判断这时期文化迁徙与融合问题的最好素材。良渚文化制作、使用玉器尤其是玉礼器，以浙江省余杭反山墓地9座大墓为代表，在良渚文化中期达到了鼎盛。反山墓地9座大墓出土玉器3000多件，玉器种类50种，形成了冠饰、三叉形器与长玉管、成束锥形器、成组半圆形器、柱形器、玉璜与圆牌饰、玉琮、玉璧、玉钺与瑁及镦、权杖、带钩、鸟、鱼、龟、各种管、珠等各种专用器形，有近百件玉器施刻或是繁縟或是简化的神人兽面纹饰[16]。其中以玉琮最具特征，含义深邃，被历代流传，影响广泛。

良渚文化中期玉器的流行，与该时期社会与文化发展居于当时最高发展状态有关。良渚文化中期是当时的一种强势文化。这种强势文化将会向外扩张，对周边地区产生重要影响。良渚文化玉器所体现的文化影响所及，向北到达海岱地区、中原地区，向南到达岭南珠江三角洲一带，这些地区都发现了不少良渚文化制作的玉器。良渚文化玉器在海岱地区、中原地区，岭南地区的出现是考古学上的一种文化交流现象，这种文化交流现象更多的与文化迁徙有关，甚至还体现了文化融合。

以广东省曲江马坝石峡遗址墓葬中出土良渚文化玉器的现象，笔者简要阐述良渚文化向岭南地区的文化迁徙及与岭南本土文化融合的问题。

石峡遗址在1973-1978年间发现了四期上下叠压的文化遗存，其中第二期文化遗存定为石峡文化。在清理的102座石峡文化墓葬中，有6座墓出土了6件玉琮，2座墓出土了2件琮形玉镯，2座墓出土了2件龙首纹玉镯。这10件玉器因为施刻有纹饰，比较容易辨识其文化性质属良渚文化或与良渚文化有关。

经江美英研究[17]认为，其中2件龙首纹玉镯(图4a和图4b)[18]、1件5节玉琮(图4c)[18]是太湖地区良渚文化的作品，5件单节玉琮(图5a-图5e)[18]、2件琮形玉镯(图5f和图5g)[18]是石峡文化仿良渚文化玉琮与琮形玉镯的作品。当然在这7件被认为是石峡文化仿制的玉器中，也有可能是太湖地区良渚文化的作品，只是目前尚未在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中发现。此外，石峡文化墓葬中出土的一些素面玉镯形器、玉锥形器、玉璧等玉器可能也是良渚文化的作品或是石峡文化仿制良渚文化同类玉器的作品，只是没有施刻纹饰不便确认。

石峡遗址出土的一批良渚文化玉器，是反映良渚文化一分支迁徙到岭南石峡一带的重要证据。而石峡遗址出土的仿良渚文化玉琮等玉器，应是迁徙到岭南石峡一带的良渚人或其后裔制作或是仿制的，如此才能制作出如此惟妙惟肖的玉器作品。这更进一步说明良渚文化一分支迁徙到岭南石峡一带并且在那里繁衍生息。此外，在江西省德安、靖安、新余等多处地点发现的良渚文化玉琮等遗存[19]，则证明良渚文化一分支向岭南迁徙的中间地带的重要证据，显示良渚文化一分支由太湖地区远涉岭南地区可能途径赣江流域。

石峡遗址出土的10件良渚文化玉器和具有良渚文化特征的玉器，在墓葬中是与石峡文化陶器一起随葬的。石峡文化陶器特征显示其是岭南地区的本土文化遗存。在岭南石峡一带良渚文化玉器与岭南地区本土文化遗存陶器共存，说明了良渚文化一分支迁徙到岭南石峡一带之后与当地本土文化发生融合的重要证据。这种文化融合的实质是良渚人迁徙到岭南地区之后与岭南人融为一体。融合的方式大概是通过婚姻、或许是入乡随俗等经长期潜移默化的文化交融。

良渚文化的一分支向岭南地区迁徙并在岭南地区与当地本土文化发生文化融合的现象，是通过玉器分析判断距今四五千年间文化迁徙与融合的一个重要例子。在海岱、中原等地区发现的良渚文化玉器所体现的文化交流现象，实际上也都与良渚文化一分支向这些地区迁徙并与当地本土发生文化融合有关。

距今四五千年间文化迁徙与融合频繁，是中华文明形成时期的一个重要现象。玉器是分析探索这时期文化迁徙、文化融合的最为重要的素材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这一角度也表明玉器及玉文化在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研究中华文明形成的重要研究对象。

4.玉器在分析探索夏时期及夏商之际文化迁徙与融合方面的作用

距今4000年前后至3500年前后的夏王朝及夏商之际是中国文明初期发展与融合形成华夏族的最为重要时期。该时期社会发展的一个助动因素是各地区之间发生了超越血缘关系及部族关系的文化迁徙与文化融合。这种文化迁徙与文化融合的原因、过程、成因与结果相当复杂，但表现在考古学上则主要是文化交流，且显示出凡是文化交流现象频繁、能融入各种进步文化的区域，其考古学文化所表现的文化发展通常比较快，发展程度相对较高。

从考古学角度分析这时期的文化交流现象，进而判断文化迁徙与融合问题，最主要的研究对象是玉器。因为这时期没有文字记载，而铜器稀少、文化特征不显著，作为重要器物的漆器与木器又不易保存，所以，无法依据文字记载、铜器、漆器与木器探索该时期的文化迁徙与融合问题，而依据陶器可以分析文化迁徙问题，但不便对文化融合问题进行分析判断。

这时期玉器发展的一个最主要的特点是在将玉器作为装饰品、礼仪用具的礼器基础上向兵器、仪仗用具及祭祀用具方向发展，并且成为显示贵族身份的标志性物品。各种精致的玉器还成为王室的珍宝与重器。玉器成为探索这时期王室文化以及某部族高档文化的主要研究物品，也是分析判断其文化迁徙与融合的最主要的研究对象。

依据目前的考古发现，通过玉器分析判断这时期文化迁徙与融合问题的最佳素材，是各地出土发现的牙璋，并且以夏商之际的牙璋在各地区出现所反映的文化交流现象最为重要。牙璋是我国古代流行时间很长、分布面很广、形制特征鲜明的一种玉器。据笔者的研究[20-21]显示，牙璋是夏人发明使用的一种直击类兵器，这类玉器最显著的特征部位是器身下端两侧的扉棱扉牙，其功能是为了便于与柄部的穿孔一起捆绑牙璋的木柄，使之结合牢固，便于格斗搏杀。如河南省巩义花地嘴遗址出土的新砦期牙璋(图6a)[22-23]。这种直击类兵器的牙璋，在夏王朝覆灭而保存的“夏社”时期，失去了作为兵器使用的价值，而只能作为一种仪仗用具使用或是作为祭祀活动中的祭器使用，所以牙璋的牙部开始向装饰性扉棱扉牙演变，有的还在牙璋器身满涂朱砂。如偃师二里头遗址三期的牙璋(图6b)[23-24]和四期的牙璋(图6c)[25-26]。在夏王朝覆灭及“夏社”被废黜之后，牙璋先后从中原核心地区向四方传播，其中向南方地区的传播到达了成都平原[27]、东南地区[28]，最远到达了珠江三角洲及北部湾的越南北部一带[29]。这些地区都发现了二里头文化四期制作的牙璋。如四川省广汉三星堆遗址月亮湾燕家院子玉石器坑出土的牙璋(图6d)[30]、福建省光泽走马岭遗址出土的牙璋(图6e)[31]、越南北部永富佳唐村雄仁遗址出土的牙璋(图6f)[32]。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四期制作的牙璋在上述这些地区出现的文化交流现象，体现的是夏商之际因夏王朝的覆灭，夏人迫于商人的压力，进行了成规模的民族迁徙[33]。《国语·鲁语上》所记的“桀奔南巢”实际上是夏人逃亡“南巢”的一种人群迁徙，而福建地区出现的牙璋很可能与“桀奔南巢”之后夏人继续向东南方向迁徙有关。

在成都平原三星堆文化、福建沿海地区，珠江三角洲一带还出土了仿制牙璋的作品。这种仿制牙璋很可能是原持有中原地区牙璋的夏代遗民制作，它们与中原核心地区流通过来的牙璋一起和当地的本土文化遗存共存，反映了携牙璋来到成都平原、福建地区，珠江三角洲与北部湾一带的夏遗民逐步融入到本土文化，与其发生了文化融合，其实质也是夏遗民与当地居民产生了融合。这种文化融合现象，促进了当地本土文化的发展，也为广阔的南中国区域与中原地区关系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发生在夏商之际因人群的大范围迁徙流动而形成的文化迁徙与融合现象，促进了华夏族的融合与形成，而各地出土的玉器则是分析判断这时期文化迁徙与融合的最为重要的研究对象。

5.结语

玉器自制作使用以来，一直是社会各个历史发展时期的重要物品，自然是考古学等各门学科研究古代社会的重要研究对象。通过玉器所体现的文化交流现象分析判断古代文化迁徙与融合，依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其作用较为明显，主要是在距今6000年至商代晚期之前的时间段内。其中，在距今5000年至3500年间由文化迁徙而发生的文化融合现象，从玉器的角度进行探索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方式，这与玉器是这时期社会最为重要的物品有关。

商代晚期文字流行，开始出现记载族属的文字，通过出土文字探索文化的迁徙与融合成为可能。商代晚期青铜器的制作达到成熟，青铜器的形制、纹饰、铭文对于探索文化迁徙与融合开始发挥重要作用。所以，商代晚期及之后，玉器在探索文化迁徙与融合方面的作用逐渐式微。但是，直至明、清时期，一些特征鲜明的、尤其是体现族属特征的玉器，在探索文化迁徙与融合方面，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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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保定市文物管理处，易县文物保管所.河北易县北福地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J].文物，2006(9):4-20.

[2]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易县北福地史前遗址的发掘[J].考古，2005(7):3-9.

[3]朱乃诚.辽西地区早期文明的特点及有关问题[J].考古，2013(5):55-61.

[4]朱乃诚.中国早期文明的红山模式[C]//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红山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3:168-188.

[5]朱乃诚.再论红山文明[C]//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庆祝郭大顺先生八秩华诞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195-210.

[6]朱乃诚.凌家滩文化的文化成就及其在中国文明起源中的地位与作用[C]//杨晶，蒋卫东.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四).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252-264.

[7]朱乃诚.简论中国古代玉礼器的起源[M]//杨建芳.玉文化论丛(5).台北:众志美术出版社，2013:158-192.

[8]朱乃诚.论红山文化玉兽面玦形饰的渊源[J].文物，2011(2):47-54.

[9]朱乃诚.红山文化弯板状玉臂饰研究[J].文物，2019(8):49-59.

[10]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年度)下册[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

[11]郭大顺，洪殿旭.红山文化玉器鉴赏(增订版)[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