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砂壶上印章和款识的历史演变及其价值

陶瓷器上的文字称铭文，瓷器上的铭文直接刻划在胎上，或用釉色书写。紫砂壶不挂釉，则直接用刀刻划和印章敲在壶的坯体上，用竹刀、钢刀刻划，大多数属阴文；或用泥浆堆画，印板拓印为阳文。印章钤于坯件则有阴文，也有阳文，多为制作陶工镌刻和钤记。

阴文：一壶一世界 一砂一净土（惠祥云）

阳文：刘青（刘青）

紫砂款识用印于陶坯未干前敲盖后留下的印样。

紫砂壶不比瓷器，一件作品需几十道工序，由许多人分工完成。紫砂壶从泥料配置到加工烧成，均由壶艺家独自完成，故每件器物皆有作者的署款印记，不署款的反为罕见，其深远意义在于肯定壶艺家作品的价值及个人的社会地位。

紫砂壶的印章、款识千差万别，有关记载紫砂茗壶款识的文献资料及实物非常之少，且真伪不辨，给紫砂壶鉴别带来很大的困难。但它又是鉴别紫砂茗壶不可缺少的一环。

紫砂壶中的印章多为阴刻，敲打在壶坯上，变成阳文，如用力过小，坯体太干，字的顶端刀痕往往难以显现，只有用力敲打适度，且坯件在半干状态下，才能将印章的全部刀痕打印出来。

纪年款：壬寅年全手工制（姜莲）

斋号款：自怡轩（顾景舟）

紫砂壶艺在文人的参与下，其书画印款的形式也得到迅速发展，概括起来有：人名款、纪年款、斋号款、纪念款、图形款、商号款、闲章款、吉语款等。

闲章款：笃静悟初（仲从飞）

明代中晚期，紫砂壶上多用刻款，且用楷书落款，而印章较少。到清代，制壶人才开始多用印款，而文人撰铭则仍用刻款。如属文人定制，壶底常有文人的斋、堂、馆、室名印款，壶身铭文镌刻。而制壶人则在壶盖内、把下、甚至在壶流下盖小章作印记。

商号款：铁画轩制

民国初年，商家云集，印记和刻款皆用其商号，如上海“铁画轩”、“利永”、“吴德盛”等，壶艺家仅在盖内或把下作印记。一些艺人接受古董商之聘，仿制古壶，在底部镌刻“大彬”、“陈鸣远”的刻款或钤印；而有些名家则在盖内或把下钤记作者小印，表示仿作，同一款式相对比，即可辨识真伪。

仿古壶签款：生莲居 大彬（顾景舟）

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期，紫砂业处于低迷状态，一些艺人迫于生计，则用木质图章，钤于壶盖内，或印上茶壶品名如“水平”、“狮灯”之类，观者不难识别。

合作社印款：宜兴汤渡陶业生产合作社出品

1955 年成立陶业生产合作社，先启用圆形、三行排列的“宜兴汤渡陶业生产合作社出品”，后改用“宜兴蜀山陶业生产合作社出品”印记，盖内钤作者印记。这时期，陶工大部分属有专长的少数老艺人，陶刻也用此名称。

“中国宜兴”四字方印（顾景舟）

进入六十年代，紫砂壶作为中国工艺品出品换取外汇，形成批量供货商品，底部均用牛角刻制“中国宜兴”四字方印，而无作者名款。但是也有少数名艺人或后来有职称的艺人所作，底印为“中国宜兴”，盖内尚有作者小印号记。此类壶一是为供货制作样品设计的，二是订货中少量制作难度较高的品种。

“文革”期间，批判“三名三高”，所作茗壶均无作者名章，但在生产管理中，不易分清制壶者的责任，因此便用铅字代码印记，或正楷小木质名章，钤壶盖内皆为阴文。但少数人为制作代表自己水平的作品，仍私自盖上本人的名款。

进入八十年代以后，香港罗桂祥先生到宜兴要求定制名人名作，开始确立艺品的价值观，宜兴紫砂艺人才渐渐恢复用作者印款，镌刻个人姓名制作章。有自刻的，有请人刻制的，也有篆刻家参与刻制的。

进入九十年代，紫砂壶在港、台形成收藏热，在利益的推动下，一些人便在印和款上大量模仿前人或当今名师的印章，制造假货。一些知名的壶艺家，为防假冒，即壶底钤印之外，再编号印记，或刻划甲子年款和壶艺家签名，并附以作品证书。但造假、移用的事还时有出现。

壶底章和把梢章（朱俊杰）

盖内章（朱俊杰）

款的位置一般由壶底、壶身刻款，发展到盖内用印，把梢印、子口刻款及钤印，壶身铭文署款及钤印。当今制壶名人大都在三个部位落款钤章：壶底姓名章、签署款；盖内名章，把梢姓章，也有盖内二方印章，把梢二方印章，或刻款印章并用。

印章的材料不同，镌刻和钤印在泥坯上的效果，皆不相同。石章镌刻豪放，骨章较为工整，木章多用正楷，紫砂陶章结体边多崩缺。每位壶艺家所用章款，都有一定习惯，安排钤印位置，同样的印章，打在紫砂、绿泥、朱泥等壶上的收缩率也不一样，经过烧成后，印章的尺寸会大小不一。

识印章款识，从名作中分析泥质、泥色、制作方法、技艺水准、壶艺家所处的民间地位及生卒年代，归纳其风格特征，然后对照印章、款识去加以辨别，好事者诚然需慎之，积累经验加以探讨，以提高鉴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