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对石头的痴迷：一种丧心病狂的爱好

在对自然材质的处理运用上，中国人的代表作品应该属于陶瓷，用几千年的功夫，把一抔泥与一团火结合得出神入化，在世界范围内都找不出可比拟的对手。

陶瓷器的光芒过于耀眼，相比之下，石头就显得质朴了许多。即没有复杂的工艺附着，也没有亮眼的外表吸睛。“石不能言最可人”，正因如此，它被向来孤傲也自恃清高的文人所看重，更在他们手中玩出了百般花样。

就拿文人书房中必不可少的砚台和印章来说，砚有四大名砚，印有四大国石。砚和印，因石材而成就高峰，更因文人而价值连城。如今收藏界的砚和章艺术造诣如此之高，文人的赏玩和推崇作用功不可没。

玩砚

文人求砚有多疯狂，不惜卖掉一套别墅房

若要在砚中选一个代表，歙砚绝对是有资格评选的。从初唐歙县一野夫在山间偶然发现歙石开始，由其制作的歙砚就受到各路文人的疯狂追求。

潮流引领者——南唐皇帝唐元宗，他知道了歙县的这种宝贝石头后喜爱有加，专门在此设置了砚务，并选砚工高手李少微为砚务官专门负责收集好石材造砚。

南唐后主李煜又添了一把火，说道“ 澄心堂纸、李廷珪墨、龙尾石砚,皆为天下第一”，这下算是把歙砚打造成了皇家牌子，文人墨客们纷纷骚动，以拥有一块歙砚为荣。

歙砚刻画着大量徽派文化的痕迹

其中大文豪苏轼，就是歙砚“头号脑残粉”。

如果说唐代的皇帝们成功打响了歙石的名气，那苏轼则是加上了各种让歙砚提价的创意，比如在歙砚上花式题铭。

嘉庆年间 在东坡故居中找到的刻有“轼”和款记的砚台

彰显自己志趣题一首：

“东坡砚，龙尾石。开鹊卵，见苍璧。与居士，同出入。更险夷，无燥湿。今何者，独先逸。从参寥，老空寂。”

送给自己儿子题一首：

“以此进道，常若渴；以此求进，常若惊；以此治财，常思予：以此书狱，常思生。”

看见别人的歙砚也忍不住题一首：

“涩不留笔，滑不拒墨。瓜肤而谷理，金声而玉德。厚而坚，足以阅人于古今；朴而重，不能随人以南北。”

好在苏轼文学水平高，一句“涩不留笔，滑不拒墨”成为了后人形容歙砚时不断引用的说法。

明·陈洪绶《赏砚图》 图源见水印

其它文人不甘落后，既然你苏东坡在上面题字，那我还可以加盖印章、创造新造型嘛。于是各种款记，各类制式越来越多，月、莲、蟾蜍、古钱、琴等等，大大提升了砚台的赏玩之美。

宋 米芾螽斯瓜瓞砚 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藏

不过让歙砚登顶“热搜”的，还得是苏仲泰。他为了从米芾那里得到李后主的一块歙砚山，脑袋一拍说用自己的一处唐晋古宅作为交换。米芾虽说也是“石痴”，但终究是个凡人，面对“豪宅”的诱惑也忍不住答应了下来。这桩交易若放在今天，那必定是妥妥的头条新闻。

明 陈洪绶 隐居十六观之“澣砚”

得益于歙砚的地位，连带着徽州制墨技术也快速发展。墨发于砚，继而显于书法绘画，歙县所在的徽州，也成为文人心中不可取代的文化宝地。

印章之玩石

印石怎么玩？纽上雕尽万物。

在大家的印象中，无论是皇帝用的玉玺，还是官员士大夫用的印章，都会在上部刻上各式各样的飞禽走兽，这是怎么演变而来的呢？

陈瑞强作寿山芙蓉石《喜上眉梢》

印章早在春秋时期出现，就作为了各类契约、政令发布的信物凭证，是权威的象征。从皇帝到官员再到士大夫，都把印章佩戴在身边，因此印章都留有鼻纽以便挂绳。

这样一来，印章就具有了装饰意义，最直接就是体现在各式各样的印纽上。将精心刻制的印章别在腰间，再搭配上玉石牙角制作的环、璜等，走起路来叮当作响，看起来倍儿有面。

明 罗王常编 《秦汉印统》 （节选）

印纽雕刻最具代表性的地区，当属寿山石的产地福建福州。因为寿山石脂润如玉，而且柔而易攻，其涵盖了自然界当中所有的颜色，石质能够媲美宝玉石，所以成为了制作印纽的绝佳石材。

黄宾虹曾在《古印概论》当中，对寿山石有这样的描述：

"寿山石发明于元明之间。最初寺僧见其石有五色、晶莹如玉，琢为牟尼珠串，云游四方，好事者以其可锓可刻，用以制印。"

色彩丰富的寿山石印

康熙和雍正父子俩都是寿山石的狂热爱好者，他们不仅要玩，还要大量地玩。

据不完全统计，他们俩每人都拥有好几百个印章，其中很大部分都是寿山石制作的，还常常自己设计样式，亲自监工。

由于雍正的个人喜好，喜欢用“小玺“，因此还发展出一种较为清新的山水小景风格，即薄意，后来的薄意艺术便直接脱胎于此。在皇帝们的“目光注视”下，工匠们哪敢有丝毫怠慢，由此印纽的雕刻，无论在精细程度还是韵味上，都在清朝迎来了新的高峰。

寿山石卧象纽“雍正尊亲之宝”

乾隆 元音寿牒

时至今日，福州寿山石雕在世代人的努力传承下价值日益攀升，文人底蕴的光辉随着历史积淀更显迷人。

印章之篆刻

在篆刻这门技艺上，文人发现了自己动手的乐趣

如果说在砚台和印纽的创作方面，文人们都还只是起到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那么篆刻让文人找到了放飞灵感的途径。

在最初秦汉玺印的形成时，玺印的制作是由专门的工匠完成的，有着其实用的单一性。但印章后来作为一种“个人logo”用在书画上后，工匠们薄弱的书法功底和审美取向让文人们又坐不住了，琢磨着怎么才能让这印与自己的字画更匹配。

元代画家赵孟頫把想法变成了实际。他精通各种书法字体，就自己设计印文，求助于印工，铸造成与自己书画风格相协调的自用印。还顺手对古印进行了谱录，编成《印史》一书，收录了汉魏印三百四十方，相当于为后来文人仿刻建了个“资料库”。

不过，让文人从“设计”迈向“制作”，还得多亏明代的金石学者文彭。

文彭是文征明之子，在父亲的影响下酷爱金石篆刻，他发现用冻石材质刻印，操作非常方便，自己也能上手，就此开始一发不可收拾。文彭不仅在刀法上多了变化，他还创造性地刻制印章边款，改变印章自元代以来的纤弱呆板，而变得高古典雅。一个印面不够他发挥，还要在石章侧面刻边款。

明 文彭印 （两方）

在文彭的带领下，篆刻成为了时下最潮的爱好，许多文人纷纷加入“做手工”大军，甚至还形成了多个派别，使得金石篆刻学有了丰富的实践基础。

晚清以后，受西学东渐影响，传统文化逐渐式微，金石篆刻也不例外。然而，却有一群“不识时务”者，“偏安”江浙一隅，在杭城西子湖畔孤山南麓建立了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为使命的西泠印社，吴昌硕被推举为第一任社长。

吴昌硕一生治印无数，并把书画篆刻融为一体，自树一帜，开“朴野”之风。齐白石五十七岁向吴昌硕拜师，学习吴昌硕的篆刻风格，还写诗说：“我欲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轮转来。”大意是说愿意转世为狗投胎到吴昌硕家，对老师的崇拜之情可见一斑。

吴昌硕自身在艺术上已是登峰造极，又善于启发引导，使晚辈后生不断攀登，可以说是奠定了西泠印社的高起点。

吴昌硕刻凤钮寿山石自用印

继吴昌硕之后，马衡、张宗祥、沙孟海、赵朴初、启功、饶宗颐这六位社长，个个都是学界精英，天下奇才。因为他们的存在，使政界、学界以及广义上的文化界，诸多人士开始把视线聚焦到西泠印社，西泠印社也成为了无可比拟的“天下第一社”。成为西泠的一员，或得到西泠的一方印章，成了历代文人引以为傲的事。

文人玩物有多讲究，时代文化就有多自信

仅仅从砚台和印章上，就不难看出文人的喜好对器物发展产生的巨大影响力。尤其是在宋、明时期，这两个文明昌盛的时代，文人们获得了充分的尊重与自信，可以大胆讲究个性张扬，讲究在文化艺术上“求乐”。

自信而炫耀的文化心理，加上他们自身高深的器物修养、诗文修养，以及对儒雅文化的钟情迷恋。各种技艺门类，各地流派、风格之间交流融会，庞大的、强大的文化艺术信息经他们融合吸收，最终累积到一个小小的石头之上，又怎能不产生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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