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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座石桥:京畿御道上的古老遗迹

06-24

三座石桥:京畿御道上的古老遗迹


2018年秋天,我陪同故宫博物院资深文物摄影师宗同昌先生视察云居寺,宗先生是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会员及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客座教授,对中国古代文化颇有研究,几十年来遍访中华大地上的历史文化遗迹,为研究古代文化艺术留下了大量珍贵的资料,被誉为当代徐霞客。期间,一起交流,我谈到了房山与相邻的河北省保定市涿州和涞水正在共同举办“一衣带水拒马情,三区市县政协行”的活动,并以此推动三地经济、文化、生态的深度融合发展。宗大师听后饶有兴趣的对我说:“我建议你应该利用助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机会,拍摄并研究一下古桥,在京城西南不足百里的古官道上,有三座价值极高的古代石桥,分别是地处丰台区的卢沟桥、房山区的琉璃河石桥和涿州市的永济桥,这三座古代石桥,极其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值得研究。”带着老先生的意愿,我历时半年时间,拍摄了三座古桥的大量照片,并和文史青年赵晓鹏一起详细研究了其历史沿革,现整理如下:

房山地区旧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前门楼子修得高,菜市口人多闹吵吵,彰仪门(广安门),石头道,大井小井卢沟桥,卢沟桥有十一孔,东头狮子西头象,长辛店街五里长,二十五里到良乡,良乡塔、漫山坡,过了窦店琉璃河,琉璃河一道沟,三十五里到涿州......”,这首妇孺皆知的旧京地名谣据说是《永定河河工路巡歌》,描述的就是从北京的中心出发,出皇城,经过卢沟桥南下,到达良乡、涿州的情形。在涿州以南地区,也有类似民谣,即:“琉璃河,一道沟,过了雄县是鄚州;鄚州城,一堆土,过了任丘河间府;河间府,盐碱地,过了献县富庄驿;富庄驿,往南行,过了漳河到阜城;阜城县,简子留,过了漫河到景州;景州塔,北朝修,过了留智进德州。”其实,这两首民谣有着多种版本,然而贯穿起来大体描述的是从北京到山东德州沿途要地。这条贯穿南北的陆上主要交通线,实为“京德御道”。所谓御道,顾名思义,就是皇帝出行的道路。据史料记载,这条古御道为金代开辟,明时延伸至南京,成为当时南北运输、外省进京的重要交通干线。到清代,成为皇帝南巡、祭孔的主要道路,定为清庭五条御道之一,赐名“京德御道”,由于地理位置特别重要,素有“北京南下七省通衢”之称,可以想见当时车水马龙往来如织的繁忙景象。在京畿地区,这条御道由京城南下,沿路要经过卢沟桥、长辛店、良乡、窦店、琉璃河、涿州、高碑店、定兴、徐水、保定等地区,御道所经之处,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在北京—涿州范围内,遗存有三座重要的古代石桥。

其一:卢沟桥


卢沟桥位于北京市西南约15公里处,横跨永定河之上,亦称芦沟桥。永定河水源自山西朔县,上游称桑干河,辽、金时期称为“卢沟”,据《日下旧闻考》记载:“桑干下流为卢沟,以其浊故乎浑河,以其黑故乎卢沟”,因“燕人以黑为卢”,宋代周辉所撰《北辕录》中曾记载:“卢沟河亦谓黑水河,河色最浊,其急如箭。”,明朝时亦称卢沟为黑水河。由于这条水流急湍浑浊,经常泛滥成灾,严重影响两岸百姓的生活,自金朝在北京建中都后,这条进出京畿的咽喉要道就越发重要,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六月,金世宗完颜雍下旨建桥,因金世宗同年病逝,金章宗即位后于明昌三年(1192年)继建完成,距今已有八百多年历史。卢沟桥的大名在700年前远播西方,通常译名为“The Marco Polo Bridge”,即马可波罗桥。在《马可波罗东游记》中它被形容为一座巨丽的石桥,马可波罗盛赞它是“世界最美之河桥”。古时,每当黎明斜月西沉之时,月色倒影水中,格外明媚皎洁,因此,金章宗年间被誉为“燕京八景”之一—“卢沟晓月”,现今,清乾隆帝给卢沟桥的题字碑仍屹立桥头。明清时期众多名人学者如顾起元、康有为、谭嗣同等大家都曾为卢沟桥写诗造文,极大丰富了卢沟桥的文化内涵,使卢沟桥不仅在中国,在世界上都有着重要意义。


《南巡盛典—卢沟桥》

卢沟桥是中国最大的古代多涵孔圆弧拱桥,总长266.5米,宽9.30米,共有10座桥墩和11个桥孔。拱洞由桥两端向中心逐渐加大,涵孔跨径12.35米—13.42米不等,桥身中央突起93.5厘米。桥两端有引桥,两侧雁翅桥面呈喇叭口状,桥身两旁共有281根由汉白玉制成的望柱,柱间有石栏板,望柱间距1.8米至2米,高1.4米,柱头刻莲座,莲座下是荷叶石墩,柱顶雕有千奇百态,大小不一的石狮子,威严雄健,气势非常。北京有“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的歇后语,明代《帝京景物略》中业有“数之辄不尽”的记载。自金以后卢沟桥历代均有修缮,尤其康熙三十六年(1697)时大部分毁于洪水,1698年重修,因此现在的石桥是清代的遗物。沟桥石狮的雕刻跨越了金代、元代、明代、清代、民国和新中国6个时代,根据有关部门清点和复查,目前确定石狮子共计502只,多为明清所刻,有少量金元遗存。


卢沟桥不仅是建造难度很大弧拱,桥墩也很有特色,类似船形,进水一方有分水尖,出水一方为流线形,有利于减轻河水对桥造成的冲击,并且每个分水尖都安有一根长约26厘米的等边三角形铁柱,俗称的“斩龙剑”,目的是加强抵抗洪水的和冰块所造成冲击的能力,最大程度保护桥体。这种建造提升了卢沟桥的稳固性,使桥身坚不可摧。在桥的东、西两端各有一通石碑,记述了康熙、乾隆时修桥的经过。在《重葺卢沟桥记》(1786年)中,乾隆帝技术型地论述了桥拱结构“石工鳞砌,锢以铁钉、坚固莫比”;“因是思之,浑流巨浪,势不可当,是桥经数百年而弗动,非古人用意精而建基固,则此桥必不能至今存。然非拆其表而观其里,亦不能知古人措意之精、用工之细如是其亟也。”。这些足以见得,我国金代建桥技术已经十分高超,建筑研究和工艺美术已有十分深厚的基础。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在此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中国抗日军队在卢沟桥打响了全面抗战的第一枪。卢沟桥的望柱以及宛平城城墙上,当年日军的弹痕犹斑斑可见。如今的卢沟桥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成为部队、学校、机关、工厂培养年轻人爱国主义思想的生动课堂。

其二:琉璃河石桥


房山琉璃河大石桥,位于房山区琉璃镇的京石公路上,是北京地区四大古桥之一,其规模仅次于著名的卢沟桥。琉璃河源自房山西境的百花山麓,流经霞云岭、佛子庄、河北庄、磁家务,汇集西山诸泉到坨里流出山谷,经平原至房山城东南汇入琉璃河,然后延至涿州东北码头镇注如拒马河。这样一条大河,蜿蜒曲折,穿境而过,全长129公里,不仅滋养了两岸的沃土肥田,还为人们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运输条件,被房山人民称为“母亲河”。

琉璃河今名大石河,历史上又称“刘李河”、“六里河”, 因此地居住有刘、李二大姓,故称刘李河。由于河水“澄清澈底,朗若琉璃”,“以形色相转注”,于是又改“刘李河”为“琉璃河”。琉璃河之名最早见于北宋大中祥符间(1008—1016) 路振所著的《乘轺录》中,为当时的知制诰(官名,类似于“秘书长官”)路振奉命出使契丹后所写的见闻。文中提到:“七日,自涿州北行至良乡县六十里,道微险,有邱陵。出涿州北门,过涿河。河源出太行山,与巨马河合流。五里过胡梁河,十里过氵劦河,四十里过琉璃河,又云“刘李河”。”。南宋文学家范成大的《石湖居士诗集》(卷一二)中有《琉璃河》一诗,曰:“烟林匆蒨带回塘,桥眼惊人失睡乡。健起褰帷揩病眼,琉璃河上看鸳鸯。”,诗末有自注:“此河大中祥符间路振《乘轺录》亦谓琉璃河,惟嘉祐中宋敏求《入番录》乃谓之六里河大抵胡语难得其真。”。

根据《琉璃河古镇史话》所述,琉璃河古称圣水,源于燕山之阳各溪圣水汇聚于此,所以当地还有燕水、圣聚之说。诸溪的汇入,使得琉璃河水源十分充沛,辽代以后,琉璃河成为驶向天津的一条水路,并逐渐成为商业集聚的水陆码头。成为南北政治、文化、经济的枢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历史上,琉璃河两岸宽阔,水面很大,每逢夏秋两季,山洪导致河水暴涨,四处泛滥,原建木桥常被冲毁,造成交通中断,往来行人苦不堪言。嘉靖十八年(1539),明世宗南巡行至琉璃河,亲眼目睹过往行人无桥过河之艰难情景,遂诏工部尚书甘为霖督修此桥,后甘为霖因病去职,修桥工程搁置,嘉靖二十四年(1545),皇帝再下诏书,令侍郎杨麟、内官监太监陈准、袁亨督建石桥,历时一年建成。原南北有二坊,名为“咸济”、“玄恩”,至清康熙年间二坊已坏废。石桥南北向,全部采用汉白玉构砌,古朴简洁,敦实大方,气势恢宏。桥长165.5米,宽10.3米,高8余米,共11孔,中孔最大,孔径9米。中间三孔东西两侧拱券顶部各雕有一精美镇水兽头。桥体全部用巨石块砌筑,桥两侧置有实心栏板和望柱,栏板长1.65米,宽0.8米,厚0.28米,东侧有栏板97块、望柱96个,西侧有栏板98块、望柱97个。柱与柱间以石栏板相连,其上均雕有海棠线等纹饰。西侧南数第34根望柱西南棱角上刻有“石匠三千名”的记录。桥面铺筑长条石,石与石间用银锭扣嵌接。在桥北端右侧第三孔处,还有一根锻造铁梁,长约10米有余,宽0.6米,斜靠在桥身上,俗称“镇桥梁”。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良乡县志》(杨嗣奇修)载:“桥旁铁柱,凡志皆不载,莫考所始,大略以镇蛟螭。川源沆漭,固宜神族所都矣。”这里所说用以镇住水中蛟龙和洪水的铁柱可能也有测量水文的标尺作用。琉璃河镇旧称燕谷店,故琉璃河石桥又称燕谷长桥。石桥建成后,雄伟壮观,成为畿南一大胜地。明隆庆三年(1569)《良乡县志》中把琉璃河及大石桥称为“良乡八景”之一,名为“燕谷长虹”。

佚名《燕谷长桥》诗曰:

百里皇华路,畿南第一桥。

烟霞迷泽国,风雨度星轺。

倒影波中印,垂杨画里摇。

乍惊虹一曲,晚霁出云霄。

在琉璃河石桥边遗存3块与琉璃河修建史有关的石碑,即《敕修琉璃河桥堤记》、《敕修琉璃河桥记》、《敕修琉璃河桥海潮观音庵碑记》供后人凭吊。

自古以来,琉璃河镇一直为京师南大门,无论是军事还是商旅贸易,它都是南北交通要冲,根据民国十三年(1924)《良乡县志·舆地志》载:“(琉璃河)石桥为朝宗孔道,四会轮蹄;北望卢沟,双虹对跨,诚京南要隘也。”,琉璃河大石桥自修建至今有470余年的历史,作为国道的京石公路,横穿琉璃河石桥,往来车辆川流不息,为西南进京要隘,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使古桥作为文物加以保护,市、区政府多方研究,在石桥西侧架设一座现代桥梁,于2002年竣工,这样,使用了479年的琉璃河大石桥终于完成使命,除去沥青路面,恢复原有古貌,光荣退役。

其三:涿州永济桥

涿州,曾被乾隆皇帝称为“日边冲要无双地,天下繁难(音“南”)第一州”,因此素有“天下第一州”的称谓,而横跨拒马河连接南北要道的永济桥更是各地进入京畿的咽喉要道。永济桥位于河北省涿州市城北1.5公里,位于拒马河之上,该桥始建于明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名曰“巨(拒)马河桥”,俗称大石桥。

黄涿生先生所撰《永济桥初探》一文对该桥的历史沿革多有论述,据《日下旧闻考》及清同治十一年(1872)《涿州志》记载:“永济桥在州北郭外跨巨马河上,……张居正为碑记其事,略云:‘涿州北有河二。自西山诸泉来者曰胡良河,距城七里;自紫荆关外铁崖巢入者曰巨马河,距城二里。每伏秋水发,汹涌暴至,行旅走避不及,岁漂溺常数百人。圣母慈圣皇太后念之。会州民有奏乞建桥者,圣母自以宫中供奉金募工,一夫不役于民,一钱不取于官也。司礼监太监冯保举内官监太监刘济,工部尚书朱衡举郎中易可久、贺幼殊督工,乃以(万历)二年正月兴工,五阅月而告成事。’”

万历十五年(1587年),因洪水汹涌,“雨潦横决”,堤损桥毁,“圣母仍出宫中供奉金,命内官监太监张进、工部都水司员外郎宁化龙、屯田司员外郎易登瀛董其役。以万历十六年正月经始,逾年而桥成”。

天启六年(1626年),因洪水肆虐,石桥倾圮,又进行了大修。至崇祯后,因“北方之水流无定,桥建而河徙”,“河徙而南,水不由桥行。每遇水汛,汛溢设舟以济,秋冬水落始填筑木桥”。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直隶总督方观承请奉圣旨,于旧桥南别建九孔新桥,“延筑石堤下设涵洞二十有二,旧桥颓废者改砌为堤,下为涵洞一十有八,阅月工竣。堤共长二百丈有奇,御书赐名‘永济桥’。并于桥南之东侧葺一亭,恭立御书永济桥碑;又于桥北之西侧葺一亭,恭镌‘御制重修涿州石桥记’。桥之北牌楼一,额铭‘九霄雨露’、‘天衢日近’;桥之南牌楼一,额铭‘万国梯航’、‘皇涧风清’。桥之又北旧有茶亭,至是新之。再北东为维摩院,西为关帝庙。桥之又南为楼二,东曰‘延清’,西曰‘揽翠’,延清楼之东为龙神庙。可想当时,登楼远瞩,层峦叠嶂,霞起云兴,秋水春波,萦烟浴日。接千村之花柳,聚四面之楼台。旧志称‘八景之胜未能过此’。”乾隆帝赐名其为“永济”,“济”者“渡”也,寄希望于石桥永固,渡人以水之意。《南巡盛典-永济桥图》中也言到:“永济桥,在涿州城北,跨拒马河,创于前明。因河流南徙,桥失其用,乾隆庚辰岁,敕建新桥,而改旧桥为涵洞十有八,平其脊,以连新桥,迤北之尾,通长二百丈有奇。”。由此可见,乾隆时期建筑新桥时,将旧桥按原涵洞形制改砌,隆起的桥面改平,使其成为“堤形引桥”,就是现在的北引桥。在旧桥南建九孔新桥,并向南延砌了同等长度堤形引桥并下设涵洞。

又据《涿州志》及《涿县志》记载,道光、咸丰、同治年间对桥体、桥堤(引桥)及周边建筑多有修缮。同治十年(1871年)秋天发大水,次年暴发山洪,“波涛漫桥而过,震撼激荡土石,各堤塌圮倾陷,……以工代赈,补修栏杆、板柱、分水、扶石,南北桥头雁翅及碑亭、石坝台……”。

直隶总督李鸿章以赈灾剩余银两修补永济桥及堤上亭楼。至“民国六年(1917年)大水成患,永济桥南、北牌楼均被冲毁。 ”之后,永济桥再无修葺的记载。其附属的牌楼、碑亭、寺观等建筑相继失修颓塌,不复存在,且大部分桥体也被泥沙湮埋,仅现九孔石桥。

2004年12月,涿州市旅游文物局对永济桥及两端堤形引桥进行探查与挖掘,发现了南北两端的引桥。在桥北西侧发现了御碑亭平台遗迹及乾隆皇帝撰文的《御制重修涿州石桥记》御碑,由满汉文字记述了永济桥的创修史及形制规模。南引桥端有李鸿章亲笔书写的“永济桥”石碑。根据考察,永济桥桥体由主桥和南北引桥三部分组成,总长为660米,高宽各7米;主桥长153米,宽8.5米,由分水石至桥面最高点6.3米。主桥为单路9孔联拱式石拱桥, 桥体中央微高,向两端坡状渐低。桥墩相隔5米,迎水面作船形分水,嵌有铸铁分水角,俗称“斩龙剑”,加强分水;顺水面方形。中间涵孔最大,两侧依次递减。中孔跨径8.8米,由十九块券石组成,券顶正中如意石雕刻兽头。桥身全部用长方巨石砌成,材质分花岗岩、青白石、汉白玉三种,主桥与引桥桥体均用花岗岩砌筑,桥面两侧有望柱、地袱(护栏底座)、栏板衔连,之地为青白石、汉白玉,其中望柱高1.4米,栏板高0.84米,望柱雕有方形卷叶头,栏板雕有净瓶、荷叶。通过挖掘,在引桥两侧淤积中出土了大量望柱和栏板构件,证明引桥的两侧原来有栏杆,但损坏后,在历年的修缮中未再恢复。桥两端为石砌八面形墩台,墩台顺桥方向长23.6米,宽21.1米,两侧面各宽出桥面5.2米。一面连接主桥为雁翅,一面连接引桥。现主桥栏杆两端及雁翅部分已残缺,两侧存82根望柱,84块栏板。主桥西面中孔左侧树立方柱形铸铁“镇桥梁”一根,至水面长6.8米,每面宽0.22米,顶端有一中空钮,柱身铸有“大清乾隆二十五年岁庚辰三月太子太保直隶总督方观承奉旨重□(建)”的字样和水位刻度,实际上此为水文记录尺。考古队在探查时发现主桥北侧第四孔券壁上涂有水泥,上有题记:“1966 20开始城关连队3班修。”由此可知,在1966年此桥曾做过一次修缮。


《南巡盛典—永济桥》

根据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南巡盛典-永济桥图》,我们看到,当时的永济桥南、北两侧各有牌楼一座,北端牌楼外有御碑亭、关帝庙、碑亭各一座。南端有二层阁楼一座,延济楼一座,河边小亭一座,隐隐可见涿州双塔。据了解,牌楼匾额、对联皆为乾隆皇帝亲笔。御碑亭为八柱,体量较大,俗称“九间厅”,在“文革”初期拆毁,目前仅存上世纪50年代所摄照片。


御碑亭

该桥历史上为十八省通衢之必经,古御道之冲要,也是京南形胜所在。乾隆帝曾亲笔为桥北牌楼题联:“十八省通衢,冠盖如云,斗大一州供亿苦;两千年旧郡,河梁落日,停车片刻感怀多”,可见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其桥拱跨度大,造型优美,远眺永济桥,宛如长虹卧波。故清末、民初被誉为涿州八景之一,名曰“拒马长虹”。


涿州八景之—“拒马长虹”

永济桥风格古朴,规模恢弘,河水改道后旧桥为堤,清代扩建,引桥与主桥浑然一体,其结构特殊,独具特色。两端的南北引桥下设22个涵洞,可渲泄泛漫之水,桥上行人;水大洞上行洪,桥下行船;既能过水又能行人。充分体现了古人的智慧。根据碑文,我们了解到,万历年间所建石桥“桥短而堤长”,显示明代石桥形制是桥和堤的组合,只是仅南侧有堤。是因为河宽桥短,所以筑石堤以续之,使桥身延长。但这段堤虽然有利通行,却存在长堤阻水的问题。因而“北方水流无恒及噬堤堤败”。至清代则做了重大改进,彻底解决了这一问题,演变为南北皆有堤,堤下设涵洞,变阻水为泄水,将长堤演化为桥(引桥),形成了我们现在所见的样子。因其长达600余米,为已知石拱桥中最长,故我国著名古建筑专家罗哲文先生题此桥为“中国第一长石拱桥”。

1987年,距永济桥上游150米处建造了新的公路桥,结束了它400多年使用史。2006年5月,永济桥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开始,国家对永济桥墙体和桥面进行加固修复,及辅件加以补配,恢复期本来面目。目前,已修复的永济桥以崭新的姿态呈现在世人面前,同时以永济古桥为中心的占地面积1200亩的永济森林公园景区竣工开园,向人们展示古桥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重要的历史作用。


桥是人类的智慧结晶,中国的桥梁史可以追溯到6000年前的氏族公社时代,早在秦汉时期,全国就已广泛修建石梁桥。“京德御道”是古代连北京去南方的交通大动脉,这三座坚固、精致的大型石拱桥,穿过北方交织的水系,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它们不仅有效地促进了南北地区间人民的贸易往来和交流,还作为重要关隘,在军事上有着特殊意义。因此,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其沿线的各种建筑和配套设施无论是规格还是规模也最为高级,反映出这古御道极盛时历史状况。曾作为“国道”的一部分,三座石桥应用时间之久,让我们感受到了古人在桥梁建造方面科学的构思和工艺的精巧,也让我们见证了中国桥梁由古代到现代的历史变迁。随着时间的推移,交通越来越现代化。古“京德御道”逐渐退出了它的历史舞台,但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及独特的建筑艺术仍影响着世人。石桥的坚固和耐久,对交通发挥了很大作用,但在另一方面,其杰出成就也造成技术停滞不前。在近1000年以来,中国的桥梁工艺经历了从高级到低级的演变过程,尤其是近代,我国的现代桥梁建造技术已全面落后于世界的脚步,中国的第一座现代化桥梁仅100余年历史,且是由外国人建造。改革开放40年以来,随着国力的增强,中国人民仍凭着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闯劲,使桥梁建造技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不断有新的突破。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中国桥梁产业越来越多地走向世界,一座座充满东方智慧的大桥更好地成为文化交流、人文交流、文明相互交融的重要纽带。


作者:赵永祥 赵晓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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