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琳揭秘：古书新造背后的出版热与再生产逻辑

人们一般以政治为标尺，将民国鼎革前以中华文化为内容、采用中国传统著作方式书写的文献统称为古籍。古籍概念的诞生，意味着文化边界的收缩。文化尺度或可将古籍根基渐失的凋敝之路往前推溯得更久。鸦片战争以降，中西文化竞争愈演愈烈，传统文化逐渐饱受竞争与质疑，并最终在科举遇废后从制度层面丧失了文化统治权，传统文献落入“泯然众书”的境遇。

在凋敝之途中，传统文献的生产亦曾三度大放异彩。首先是在太平天国运动后的同治中兴环境下，传统文献背负救世重任，经由各地地方官办书局之力被大量刊印（经史类典籍）；其次是在19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在石印技术驱动下，众多民营书局频密地复制出版传统文献。这两次出版活动，一次来源于政治上右文政策的推动，一次则源自民间阅读趣味与出版方利益的共谋，古籍此时依然葆有内生性活力，得到包括政府、民间、文化制度在内的多方庇佑。当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前半期第3次大规模的复印活动到来时，出版环境早已时移世易。知识精英视古籍为“古董”，要将其“扫入茅坑”的话语数十年间始终甚嚣尘上，民间在精英话语的影响下，对古籍的反感和恶意与精英不相上下，普遍将之置于文化达尔文主义的论述框架内竭力贬低其价值。国学研究虽经“整理国故”运动的提倡而于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前半期盛极一时，但研究者所据的“文本”更倾向于考古新发掘的新材料、新实物，研究者对“故纸堆”的依赖渐弱。" 在科举制度被废、传统文化研究范式更迭、现代文化大兴的时代语境中，古籍丧失了既有功用。吊诡的是，新一轮的大规模古籍出版活动恰于此时出现。自20世纪20年代的《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续古逸丛书》等大型丛书，至30年代的《四库全书》（珍本初集）、《丛书集成》等巨型综合性丛书和《百衲本二十四史》《二十五史》《〈二十五史〉补编》等正史丛书，以及《宋碛砂版大藏经》《六十种曲》《古今碑帖集成》《珍本医书集成》及其续编等宗教、艺术、医学类专题丛书，传统文献出版活动蔚然成风，时人常以“旧书年”“古书年”“古书潮”等指向古籍出版实践的词汇去标记和总结年份。这一时期对古籍的关注，进而由载体而扩延至传统文化层面，引发广泛的文化与思想论争。

在这一既拒斥传统文化，却又不断复制传统文献的矛盾中，古籍生产的逻辑指向何处？本文将在考察民国时期大型古籍丛书的生产活动中，探索上述问题，并尝试回答如下更为具象的出版问题：出版主体与传统文化的管理者，如何缝合古籍功能层面的历史断裂？在功能重构的进程中，古籍的文本性与物质性关系如何？新建功能最终将古籍导向何处？古籍图书的市场在哪，最终存储何处以及如何抵达？究竟谁是它的读者？最终这些问题将汇聚为这样一个核心问题：民国时期古籍的现代出版路径与印刷范式如何？

一、正典化的远去与纪念碑性建构

传统的形成与文化的选择机制密切相关，那些被筛选下来的特定的核心文献统称为正典。这些正典性的文献具有扬·阿斯曼（Jan Assmann）所说的“卡农”性质，即既不允许增加一个字，也不允许减少一个字，更不允许修改任何一个字。经由正典性文本的排他型形塑，特定文化类型呼之欲出。自汉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典文献基本限定在儒家一学，被固定在了有限的图书范围内。到了科举废除、西学冲击的时代，古籍的文献正典身份崩塌。从大的范围看，古籍文献整体上的类正典化属性亦全面消退。在被剥离了“原始的”（亦属人为建构）意义结构和功能域后，古籍的文化合法性岌岌可危，急需新的意义空间的再塑。面对正典化功能退场远去的大势，一种宏大的、引人注目的解决之道取而代之——建构古籍的纪念碑性（monumentality）被迅速提上日程。

如果说正典化的确立，取决于文本层面的内容属性；纪念碑则是具有纪念性和礼仪功能的任何形式之物，不局限于类型学和物质体态方面的判定界限，其本质在于所界定之物具有内在的纪念性和礼仪功能。纪念碑性则相当于作为物质的纪念碑的内涵所指，两者具有“内容”与“形式”的对应关系。纪念碑性和回忆、延续以及政治、种族或宗教义务相关，承担“保存记忆、构建历史的功能”，“力图使某位人物、某个时间或某种制度不朽，总要巩固某种社会关系或某个共同体的纽带，总要成为界定某个政治活动或礼制行为的中心，总要实现生者与死者的交通，或是现在和未来的联系”。本文使用“纪念碑性”这一理论术语，旨在说明民国时期的古籍（尤其大型古籍丛书）经由出版主体的建构，开始剥离同文本的关系，走向同永恒、雄伟与静止等观念相通的物质域。

《四库全书》是作为传统文化管理者的政府和出版机构共谋的产物，也是形塑古籍纪念碑性的典型出版物。民国以来，影印《四库全书》之议凡5次。第1次是在1920年，时任政府要职的叶恭绰从欧美考察归国后，以国外重视《四库全书》为由，倡议徐世昌政府再版《四库全书》，但最终以耗资甚巨而终止。第2次是在1924年，商务印书馆向政府商借文渊阁本印行，因曹锟政府索贿未遂而止。第3次是在1925年，当局拟以文津阁本交商务印书馆印行，恰逢江浙战事，当局借故又终止了出版计划。第4次是在1928年，奉天省政府拟用文渊阁本校印文溯阁本后再版之，但仅成《续修总目》及《选印要目》。第5次是在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令教育部（执行者为尚处于筹备中的中央图书馆）与商务印书馆拟订合同，选印库本（文渊阁本）。平津沪学术名流) 的意见与政府决议相左——前者力主以善本代替库本，两者在选印与全印、库本与善本等规模、版本、命名方面形成两派势力，立场不同，烽烟四起。

教育部、商务印书馆、图书馆（北平图书馆、中央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学术群体（目录学家、版本学家、藏书家）、域外文化机构、大众媒体、普通民众等力量，构成了1933年《四库全书》出版之争中难以被忽视的话语群落。其中，以教育部、商务印书馆、学术群体为代表的政治、商业、学术3股势力，位居出版活动的争斗中心；商务印书馆则又听命于教育部，《四库全书》的商业属性因而被政治意识形态覆盖以至匿迹。舆论场中政治与学术之争尤为显要。

政治与学术之争聚焦于是否要“以善本代库本”，即是否在文本内容中保留清廷的错讹。政府明确对外宣告，“四库所收，非尽善本，且有残缺讹误，确属实情，毋庸讳言”。在对清廷之于丛书的“文本污染”心知肚明的情况下，政府坚持认为“影印之书，即有错字，亦不宜改”，因为“影印古书，最要是不许失真”。存真的目的在于“俾世人得窥四库本之真面目”，那么四库的真面目是什么，又为何如此重要？

《四库全书》全书36000余册，6100余函，规模宏巨，装潢富丽。民国政府将《四库全书》作为一种政治性的遗产进行接收，藏于隶属官方的文化部门，凡意欲复制“国家所藏之《四库全书》”者，都必须与政府订立条章，签订烦琐的出版合同。“吾国之公器” 的“国有之物”，实则是“国之私有”。不但如此，这一文本丛更被凝铸成一个整体性的象征物而存在，成为不可拆解替换的“神圣”之物——不但再版时，全本不能作任何版本的替换，且“若别择古本善本以代之，则不得冠以四库之名”。“钦定”的“四库”二字成为政府使用的专利，民间士人或商人群体的自辑产物，不能同直接取自国家所藏、作为一个整体的文献丛相提并论。更吊诡的是，即便以善本替换被清廷篡改后充满错讹的库本，在政府眼中，此时原属于去除文本污染的校订行为，已然成为另一种文本污染行径。可见，政治视角的“存真”实则是存误，其所存之真，是作为物质的真，而非编辑学意义中文本的真。

在政府“存真”执念的主导下，《四库全书》无形中被“剥夺”了内容层面的学术属性。库书在学术上价值如何，出版主体并不以为意。面对舆论中对《四库全书》现代学术价值的诘问，对其影印“无用”之书动机的质疑，政府借助代言人之口承认，“盖库书之价值，虽以不合时代之关系，降至极低限度，然终不失为东方典籍结集之中心，自有其相当之功用”。如果说“以善本代库本”，还是停留在传统文献学领域的学术论争，那么对《四库全书》现代学术价值的诘问，则无疑确认了古籍正典化身份的远去，以及其不合时宜的非合法性的再版理由。“自有其相当之功用”，这一功用又指向何处？

如果说善本替换和现代学术价值的诘问，共同指向学术与文本，那么执意保留“库本”的真相，则指向政治利益，政治资本的获取依赖库本本身的物质性存真。南京国民政府是“为印《四库全书》而印《四库全书》”，不是“为提倡学术而印《四库全书》”。为印而印，保留物质层面的完整性和原真性，必须以牺牲文本内容层面的完整性与原真性为前提，这揭露了政府构建文献纪念碑性的野心。

民国政府在对外交往中，始终不断宣扬和强化《四库全书》作为文献纪念碑的价值，不曰“阐扬文化”（民九《大总统令》），即曰“辅益文治，导扬国光”（民十四《执政令》）。以张学良为首的奉天地方政府更不惜扭曲事实，专门撰写对外通告，不无夸张地向外宣称“全书包括中国五千余年所有历史、民族、社会、政治、制度、宗教、天象、地舆、物产、文艺、哲理、美术、医算、农工商矿及百家杂学”。“此书伟大富丽之观，深入中外人士之脑际”，于是不断有域外之音传入中土，倡议当局制造副本，以播海外。在域外的凝视，以及国内以佛藏和道藏类比《四库全书》为儒藏，加之“明兴有《永乐大典》之辑，清初有《四库全书》之设，民国既建，鉴于东西各国文化之发达，何不可自成巨观，永垂令典”的期许下，《四库全书》成为无法自创“令典”的羸弱政府面对压力时的新时代之选。

经由原汁原味地物质性复制存真，再通过展览、交换、赠送等方式，库本被政府铸造成了一座向域外输出民族与国家形象的外交性、礼仪性的文献纪念碑。商务印书馆不但为政府制造了对外的“令典”，还为家庭、教育机构、公共文化组织制造了“古董化”“贵族化”的纪念碑性文献景观。价格昂贵又规模宏巨的《四库全书》，“势非富贾大商莫可购藏”。购去之后，供在客厅，“架满琳琅，逢人夸其富有，作如斯观”。这类买主“购书而能读书者寥寥”，其“目的是在‘珍’而并不在‘善’，更不在是否能合于实用”；更有小学校图书馆亦购之作镇馆之宝，地方新建图书馆即便捉襟见肘也要在众声反对中斥巨资购买这一“文字欠通俗化，究非大多数人所能阅读，亦非大多数人目前所最急切需要的”大型丛书；大学图书馆则不惜透支经费购买这一“瞎子戴眼镜摆着罢了”的“无用之书”。不绝于耳的批评之声，也从侧面进一步说明古籍正典化功能的全面消散——不论是学生，还是社会民众，均对其“不合时宜”性感到不解，甚至愤怒，但另一方面，这恰恰也说明了《四库全书》作为极力被建构出的文献纪念碑之魅力所系——越不合日常实用，则越具有纪念碑性的意义与价值。

《四库全书》漫长的再版历程本身即具有景观化的纪念碑性意义。它在出版过程中遇到的“索贿”“抵押”“出售”“域外的觊觎”“外敌的‘掠夺’”“派系的攻讦”“善本与库本之争”等一系列真真假假的“意外”，充满戏剧性张力。大众媒介推波助澜，群言蜂起，报章喧腾，一个似乎永不会落幕的系列化新闻景观诞生了。单向度的出版活动在此演变为回环往复又引人注目的社会事件，细密地渗入社会的毛细血管之中，建构了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新闻景观化和社会事件化，强化了《四库全书》这一出版活动的纪念碑性意味。

二、物质性的“在场”与文本性的“缺席”

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在出版众多大型古籍丛书时，几乎均持有非善本不出的原则。这同其庞大又卓有成效的收藏体系，以及机构领袖如张元济等“好古者”的辛勤奔走直接相关。在善本搜集上的孜孜以求以及非善本不出的态度，一度被高度标签化为商务印书馆再版古籍的标志。以至于在影印《四库全书》时，舆论对商务印书馆支持库本一举百思不得其解，甚至以“苟且”“敷衍”“轻率”之语责难之。

《百衲本二十四史》（下文或简称百衲本）是商务印书馆影印善本古籍的出版活动中较具典型性的一部著作。出版正史丛书，一直是商务印书馆的夙愿。早在20世纪20年代商务印书馆开始出版《四部丛刊》时，便计划将《二十四史》纳入这一丛书之中，但苦于“正史未得善本，只得从缺”。此后商务印书馆坚持网罗珍籍10余年不辍，终于在20世纪30年代实现了还原正史“真相”的素志。在序言中，商务印书馆自陈，之所以执着于搜求善本，在于清廷编纂是书时，“佚者未补，讹者未正，甚或弥缝缺失，以赝乱真，改善无闻，作伪滋甚”，以至于“殿本阙文讹字，尤指不胜屈”。为去除文本污染，还原古书原貌，“实不欲重误来学”之故，有宋元本者商务印书馆即竭力求之。如《旧五代史》，商务印书馆原拟用清代殿版原辑的《永乐大典》注本，但其将此视为下策——从1930年开始，商务印书馆便不断登报重酬访求薛居正旧刻原书，直至6年后未获而终。因实在无法得到原刻版，商务印书馆不得不抱恨以次优者替换之，如元版《宋史》不全，便不得已配以明代成化刊本。最终《百衲本二十四史》收录了15种宋版书、6种元版书、1种明初版书。这部善本版正史，打破了清季以来“刊《二十四史》必殿版” 的出版格局。

“收整理善本全史之功”的商务印书馆，起初并不以此自矜，但在该书出版进程中的第4年则开始一反常态地在报刊上宣传“百衲本行而殿本之二十四史可废”之论，并不断详列殿本中每部正史文本的错误。一再被重申的殿本讹误“最甚”之处，包括脱叶、阙行、衍文、错简、注文校语之遗佚、文字之改窜作伪等多宗罪，其他文本谬误亦“盈千累万，不胜缕举”。毋庸讳言，“摧除”殿本《二十四史》，令百衲本于正史市场中独步江湖，显然是商务印书馆穷力搜集善本正史的重要诉求之一。然则商务印书馆此前的市场宣传则呈现出一派与世无争之象，仅止步于列举自家版本中的善本书目、阐释善本“善于何处”，不具攻击性。4年之后，商务却骤然开启了对殿本的直接攻伐，文风辞调与宣传策略的转向，对应着另一部殿本正史丛书——开明书店版《二十五史》的面世。

这部出自开明书店的《二十四史》，因于殿版外又新增了1919年被徐世昌政府列为正史的柯劭忞所著《新元史》（退耕堂刊本），故称《二十五史》。《二十五史》采用照相锌版影印，合殿版九叶为一叶，全书9000多页9册装，为百衲本全书65000页820册（六开本）规模的近1/10；售价低廉（44至55元不等），仅为百衲本的近1/10。面对百衲本这一劲敌，开明书店扬长避短，在市场宣传中一再强调《二十五史》物质性上的优势——形态上“体积小”，静置时占地有限，空间移动时则携带便利；阅读舒适度上，因其使用了照相锌版缩小影印，“不用平版印刷，没有字迹模糊的弊病；不用铅字排印，没有校对疏忽的弊病”。《二十五史》随书纳入四角号码检字法，再版时另附新纂的《〈二十五史〉人名索引》，因而具有十足的“案头参考书/资料书”价值。

一个有“收整理善本全史之功”，一个谋“购买、保存、翻阅、携带的方便，开辟刊行要籍的新途径”之道，商务印书馆和开明书店对各自的优势心知肚明。在对外宣传上，前者聚焦于文本性，后者则集中于物质性。商务印书馆自信地表示，“二百年来，徒以囿于当王为贵之习，遂至为所眩瞀。今时代更替，学术演进，敝馆勉竭绵薄，举上下四千年之巨著，光复旧物，幸观厥成，窃愿与读是书者一证之”。可惜最终对殿本的驱逐，不遂人愿。与长达7年的出版工程不相匹配的是，“读是书者”数量有限，百衲本于战时（1944年）书荒时才迎来再版。相反，开明书店则自1935年1月起每月出书一册，9月《二十五史》出齐后，次月当即再版。

殿版的再度复印及其再版，一方面当然说明百本驱逐“劣”版正史的市场预期之失利，另一方面也揭示了正史的版本优劣似乎并不如商务印书馆预想的那么重要。《二十五史》轻巧便携，犹如身体与头脑的外延，而《百衲本二十四史》则庞大笨重，近乎物理空间的装饰物。商务印书馆自树正史古籍权威的失败，实质上源自旧时代读者的不断远去，以及新时代读者的“抵抗”。除了共同的史部研究者外，百衲本的读者被限定在了藏书家、图书馆、名流大学史地系等有限范畴内，《二十五史》的读者则广泛指向各级学校的青年学生、亭子间的穷人、家庭妇女，以及学校、社团、家庭等机构和组织。商务印书馆着迷于满足旧时代的藏书家与新兴的收藏家对“文献古董”的“饕餮”欲念，致力于为公共文化机构和富贵家庭的巨大空间制造文献景观；开明书店则为“买得起，放得下，要翻检随时检得到”的普通读者营造了一方翩跹轻盈的阅读世界——他们一个为收藏而来，一个则为阅读而生。

商务印书馆苦心经营古籍的文本性，他们“非善本不可”，其文本受众却广为流失；开明书店失于文本性建树，结果其文本却大受欢迎。前者再造了文本性的旧善本，而后者则“发明”了物质性的新善本。商务印书馆恪守最古、最初的初刻初印原则，其秉持的善本观具有某种“保守性”；开明书店连同与商务印书馆就“四部”系列古籍（《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竞争的中华书局，共同拥有新时代的善本观——他们跳出历史价值框架，不再拘泥于时间维度，而是积极为新时代制造“新善本”。新善本“内容完全，雕刻精美、校对审慎、印刷明晰”，实现了某种从文本意义层面“去时间性”的价值转向，力求在物质性上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古籍出版究竟是以物质性还是文本性为上？这是时代的选择，出版机构显然无抉择之权。对于商务印书馆而言，其苦心经营的文本性，却最终驱逐了文本性的在场，而开明书店和中华书局等则善于经营物质性，最终也保持了物质性的持久在场。从出版主体角度审视，古籍出版物的文本性与物质性之间显然存在某种依存悖论。

三、读者的匿名化与收藏的中介化

本文所述的“匿名”，并不全然意味着受众的大众化，相反，它指向读者身份的模糊与不确定性，以及受众统计的难度。如果以人群为界进行受众划分对比的话，那么在儒学正典化时代，古籍受众的确凿性与稳定性显得更加清晰。在以科举取士为社会上升路径的时代，科举文化系统中的人员（待考者、入仕者、落榜者）构成了古籍的最大受众群体。到了近代，尤其在以纳入西学为学科建制特点的民国时段，古籍的受众呈现出强烈的匿名化倾向。

教育制度的迭代更嬗，直接促发了古籍从功能性尺度的单项垄断，走向多向度的功能再造，以适应新时代的出版市场。出版机构通过大众媒介对潜在读者循循善诱，甚至“制造”阅读需求的情况，比比皆是。《四部丛刊》和《丛书集成》等在发行前，商务印书馆专门组织职工召开会议，思考如何进行推销，并苦思冥想“杜撰”答客问，与拟想的读者在答问往还间建构阅读需求。《古今图书集成》的读者则被中华书局拟想得清清楚楚——文官秘书、武官参谋、法官律师、文学家、社会学家、自然科学家、医学家、农商牧渔星象术数从业者、工艺家、音乐家、女界、青年。《四部备要》在报刊上露面时，被中华书局宣称为小学、中学、大学、民众的通用性读物，中华书局宣称它可以作为各类考试参考用书，为投考高等考试出洋留学者快速建立国学基础；《四部备要》亦化身为日常交往中的礼赠佳品，例如，孔祥熙将其赠予蒋介石、宋美龄作为新婚礼物，绅商将其赠予家乡作为衣锦还乡的礼品，校友以及即将毕业的学生将其赠予母校作为集体赠礼等。《各省通志》则被商务印书馆附以“欧化东渐史”“中西交通史”“乡土教材”“乡贤人名索引”等现代学术名头。出版主体甚至会为古籍建构具体的阅读场景，制造各类阅读现场，努力使其与彼时的当下产生在地性关联。例如，《古今图书集成》因内含“家范”与“学行”二典，而被中华书局置入提倡新生活运动的政治生活图景中，中华书局极力鼓吹《古今图书集成》“最合适新生活运动”。

古籍的制造者们重视并乐于对读者信息进行公开披露，以制造阅读焦虑，招徕买者。如《四部备要》《四部丛刊》《丛书集成》《皇汉医学丛书》等在预约阶段，其各自的出版主体便不厌其烦地登报刊载预约者的私人信息（姓名、家庭住址或工作机构）。但悖论处在于，不论是再造功能的具象化，还是拟想读者、现实购者的具体化，越是清晰，越是强化了功能的漂浮不定特点，加深了读者的不确定性，凸显了其变动不居的本质。在出版主体为古籍“设计”存储空间时，更强化了这种功能与读者层面的双层漂浮性——由于成本和体积的巨大，民国时期大型古籍的大宗买家，以各类机构（如政府、教育与文化机构）为主，其中图书馆的购买力度最大。揆诸古籍丛书的序跋以及广告宣传等副文本，几乎每一部古籍丛书的问世，均指向图书馆这一新型的“消费者”。出版机构与彼时方兴未艾的新图书馆运动和民众教育运动，某种程度上共同改变了近代的古籍出版格局。出版机构不再囿于古籍的生产,开始积极参与收藏与阅读管理。它们为新创图书馆策划出版大规模的古籍丛书，一部丛书的入馆即可充实藏书空间，使图书馆成为真正的图书馆，图书馆亦常常因一部丛书而建成，形成“因书建馆”模式。为减轻图书馆初建时的日常管理难度，出版机构亦注重从生产环节为古籍丛书置入检字法和分类法等信息组织与图书管理的技术。这个持续经年且巨大的文化生产工程显示，广泛的古籍出版实践在推动近代图书阅藏机构的建设上发挥了巨大作用。

出版机构能够乘民众教育运动和新图书馆运动的政策东风，行政力量与政治资源在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政府要求内政部和教育部等的各附属和下属机关必须购买敕令通购的古籍丛书，以充实中央和地方基层的机关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各级学校图书馆的藏书。这说明，在以整理古籍为主要任务的传统文化管理方面，政府以“羸弱”之躯更多地参与了发行工作，既往的生产者角色则荣光不再。

本质上作为一种新型的图书再分配空间，图书馆使少数私人买家外的绝大多数常人同样能够接触到再造的古籍丛书，这样无疑有利于实现知识的民主化分配与获取。但是由于在空间存储层面，公共性接替了私人性，读者对图书的直接拥有权变成了间接阅读权，其匿名化倾向也在不断被强化。可以说，在存储空间的机构化与中介化背景下，近代古籍的读者匿名化具有了大众化与不确定性并存的特点。

四、域外的目光与展览的奇观化

民国时期对古籍的再版，不唯国内热衷，国际上也不乏“钟情”者。以《四库全书》为例，从有迹可循的大众媒体记载来看，自1912年以来，便有法国商界、政界，英国商界，德国商界，日本政界、军界、商界、学界等，或出于文化交往而兴趣盎然，或基于文化侵略而虎视眈眈，又不乏打着庚子赔款退款的主意，敦促民国政府再版的情况。

面对域外目光的凝视，国内的最热烈迎合，莫过于对《四库全书》多达5次的影印计划。以第1和第4次为例。一战后，叶恭绰奉命考察欧美，兼参与巴黎和议。叶氏“谓西国重东方文化，颇称此书”，提出再版之议。徐世昌政府抓住“其时欧战方终，西方人士睹物质文明之为害，颇欲引用精神文明以补救之”的机会，对再版计划积极响应，提出每年补助1万法郎于巴黎大学内设中国学院，作外人研究《四库全书》之用；并拟以180万法郎在中国学院内建筑四库图书馆以贮藏全书。1920年，巴黎大学中国学院监督人韩汝甲为敦促北京政府再版计划的施行，专撰14条理由为《四库全书》传布海外制造舆论。14条中既有对历史记忆的眷顾，如“欧洲十八世纪，百科学术常引中国哲言，以为佐证，以法之福禄特（伏尔泰，笔者注）为最”，也有在中西文化比较中对自我文化优势认知的觉醒，如“太平洋岸新进之国，历史方面，苦无可言，或借天时地利之优美，或炫摹仿欧美之精致，用作对外鼓吹，增高国际地位”，而“《四库》，实吾文明史略思想精华，一经传播，不啻以无数旧哲喉舌，代作演讲”，相较于那些“贪天之功，攘人之美，以为己者，稍高一筹”。这种来自域外的文化凝视及其带来的文化想象，重启了民国政府对自我文化优势的探寻与认知。政府最终将这种优势汇聚于一部丛书之中，期待以其的海外传播恢复并提升中国的国际文化地位、重塑中国形象。

域外目光里的政治资源价值，不仅是中央政府执着再版古籍的重要原因，连地方政府也深谙其中利害。如由奉天省政府发起的第四次影印《四库全书》计划，以张学良为首的团队专门用英语与德语撰写出版通告，全程集中精力对外“大事宣传而多言过其实”。如将之夸大为“一部绝大之中国文明史”“世界前无古后无今之著作”，甚至不惜篡改出版史实，编造清廷编纂时“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论断；但是在生产实力上，于人工、设备等方面概不具备。时人讥讽其“印书之意何居，岂欲以寙货骗世界耶？”这种无诚意、画大饼的行径，“不过以政治关系而著录耳”。

在影印古籍“分对内对外两方面”的时代认知共识中，虽然“对外者对外国宣传中国之文化也”当为重头戏，不过，借助域外目光以实现古籍学术内容的合法化者也不在少数，如世界书局对《珍本医书集成》与《皇汉医学丛书》的版。这两部中医药古籍丛书，出版于中医药界严峻的冬天即将结束之际——在遭受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西医冲击与科学质疑，以及此起彼伏的政治性取缔风波后，中医药界迎来了《中医条例》（立法院1933年通过，1936年颁行）对其合法性身份的确认，两部规模较大、指向学理合法性的行业古籍随之应运而生。

在言辞晦涩的诸多出版序语中，有两个于字里行间频繁出现的角色值得注意。“日本武田长兵卫，重价收存中国医籍达数千种；德国达摩城之怡默克药厂、柏林立德大药厂，以及奇喜大药厂，皆有专门陈列中国药之室”，日德两个外来角色研究并发展中医药之事，被中医药界拿来做“未出国都之门之中医中药，竟一跃而为世界化之中医中药”的话语宣传。日德“往往于验病用西医之科学，于治病则仍用汉医之方剂”， 这一实践价值则赋予中国传统医学科学属性，为中医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与文本合法化“推波助澜”。“若德若日，以世界数一数二医药自鸣者，其崇拜皇汉医药，正与我国崇拜欧化者同其热诚。”中医药于此种略具推断的类比中暴露了自身对域外目光的重视与依赖。

中医药古籍副文本中的日德形象，为中医药形塑了具有科学气息的现代身份。为强化以上作用，更多其他空间的角色也被加入古籍的副文本，参与中医药的现代形象建构。如中医药界人士在谈到西方“率用科学方法，证以实验”研究中医，使其愈加科学化时，将南洋诸岛拿来做例据——“如暹罗、菲列滨、新加坡、南洋群岛等，向为外医传播之处者，其仰望中医中药，竟如大旱甘霖”，以此反观“早以国有之医药，不足生存于今日之国中，在医则只知有外来之医，在药则只知有外来之药”的国内，则中医药“岂真吾人不自爱而人转爱之！”这声叹息中隐藏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国人对中医药的态度转向，无疑源自日德“爱之”的引导，日德“爱之”令国人“再转爱之”。国人对自身新时代身份的自塑，也处处以日德为标尺和向度，伴随着热切向现代靠齐的模仿意味。由此可见，日德所表征的西方虽然复燃了中医药界整理并出版医药古籍的自信，但这一自信并非自觉主动地生成，它生成于外力的凝视与介入之下。信心的他驱，从本质上说明了中医药所代表的传统文化对西方话语权势的屈从。很难想象，彼时如果没有日德之爱，国人是否会自爱之。

为具象化地向外展现文化优势，吸引和维系域外目光，古籍常常以原本，或者样本、复本等原本衍生型、替身化的出版物面貌，现身各类劝业会、博览会、陈列所、展览会等公开展示场所，造成某种奇观化的传播效果。如近代展览会中的常客《四库全书》，其文渊阁、文溯阁、文澜阁、文津阁库本（原本），均曾殷勤接待观者，尤其是域外观者。1917年内务总长汤化龙曾将日本政界访问团接引至故宫文渊阁内参观文渊阁库本。日本侵华势力亦曾一再参观沈阳所藏文溯阁库本和杭州文澜阁残本。法英等国人士亦曾不断观摩文澜阁本。藏于国立北平图书馆的文津阁库本，甚至一度成为外国人旅游观光的必游“景点”。1948年由中国旅行社与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组织的驻日美军来华观光团，例行的参观节目中除了赏平剧、游长城等，还包括观览文津阁库本。通过频繁的自我呈现，《四库全书》俨然被凝铸成了一具稳固的中国替身。

通过对外交流而声名远播的原本，也为复本做了宣传。两者不但共享了名望，复本诞生后又不断经由各类展览会中的亮相，加固了这一声名。同时，通过国内外的图书馆这一长期性、日常化的展览空间，古籍向世界各地的观者敞开怀抱，以此维持声名的温热与鲜活。

五、余论

在原生的文化、政治、印刷技术土壤几乎已经荡然无存的情况下，民国时期的古籍出版迎来了印刷秩序的重建。技术与受众的脱胎换骨，斩断了古籍出版时间轴的连续性和重复性，稳固的功能价值域出现了历史断裂，一种新的出版范式被引入进来。出版主体（出版机构与政府）积极地尝试为过去和现在建立联结，为古籍寻求存在的合法性。

古籍不再仅仅是“自身信息”（文本内容）的载体，它被灌注和承载了更多其他的“信息”，如国家和社会的意志，这使其从较为纯粹的文本载体而成为一种包含着浓郁政治性和社会性的复合产物。文本性的脱域带来了印刷范式的转变，民国时期的古籍普遍从单行本走向规模化、体系化的大型丛书，这一出版模式为时代构筑了文献纪念碑丛，制造了众多国际性、公共性、私人性的文献景观。纪念碑性的宏大意义体，既使得古籍文本部分脱离了阅读这一功能指标，在国家层面成为一种国际形象的对外宣传工具，在公共和私人层面则成为某种程度上的装饰和摆设；也使其购买主体基本锁定于空间意义上的“贵族化”，即拥有充裕存储处所的公共性文化机构与时代新贵之家。接触者、阅读者与古籍之间横亘着巨大的“空间”，民国古籍传播模式机构化和中介化的属性极其明显，这也强化了读者的匿名化倾向，加剧了传统文献所有权与阅读权的分离。

以展示和收藏为要的功能理念变迁，也促使出版主体积极引入更先进的印刷技术，以保持古籍原本的灵韵，古籍物质性的优劣顺理成章进入出版机构的竞争内容之列。其中句读的加入、知识单元化的信息重新组织，更加剧了古籍存储模式和阅读模式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