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田园犬被移出禁养目录，背后隐藏了什么问题？——《新京报》专栏解析

一些地方已经将中华田园犬从禁养目录中删除。图/IC photo

据澎湃新闻报道，针对网民关于“将中华田园犬移出长沙危险犬只目录”的建议，长沙市公安局日前回复，中华田园犬在长沙市2006年就已被列为禁养品种，将会同农业农村部门及相关行业协会，对此问题进行研究。

中华田园犬近两年的“解禁”之路走得稳健。2019年深圳宣布中华田园犬、英国斗牛犬被移出禁养烈性犬名单；2020年，《合肥市养犬管理条例》颁布，中华田园犬已从禁养名录中删除；同年，吉林四平将中华田园犬移出禁养犬名单，理由是“考虑民意”。

严格来说，从生物、习性特征等条件评价，中华田园犬并不具备整体列入烈性犬的条件。基因不稳定可能会导致小部分个体出现接近于烈性犬的标准，但大部分中华田园犬是“躺枪”无疑。

中华田园犬当初列入禁养烈犬名录，算是“以部分取其余”，是扩大管理面的做法，甚至也可以说是一定程度的“加码”。

这种情况，局中者以为是“误伤”，自无不可。但“扩大”“加码”，也都有当时的客观因素，即所谓“管理的现状和需要”。诸如大政策环境形势紧迫，或民意要求，或技术、资源限制，无法通过其他层面精细化管理达成目标，只能采取扩大管理面这种“简单粗暴”的办法。

而有些时候，这种“简单粗暴”不但可以理解，且不得不然。重要的是适时调整，及时规范。

具体到养犬政策，城市养犬问题由来已久，诸多矛盾虽然涉及方方面面责任，核心问题，仍是治理能力不足与高速城市化进程中宠物犬数量不断增加的矛盾。

总的来说，目前我国城市养犬政策是“低门槛进入低标准管理高标准立法”。结合很多养犬导致冲突的新闻来说，如果严格按照现有相关法律执法，那么很多不文明养犬行为即使不杜绝，至少会大幅减少。

但因为主观、客观因素，乃至法律体系长期的偏好影响，大部分问题是没办法严格、较真地将法律程序走完，因此出现了一些规定既无法震慑不文明养犬行为，也无法激励社会普遍参与的现象。

反过来，这种“执法无力”的观感，又直接促使立法者倾向于将立法的门槛提升，如扩大“黑名单”等。当然，这也会让“违法”的概率较之前更高了。立法与执法在这里并没有体现出良性循环。无论因为民意还是其他，在“两可之间”的中华田园犬，大概就是这样被整个放进了“黑名单”。

对比一下其他国家的经验，公开数据显示，一些发达国家民众养犬数量并不少，也几乎没有针对特定狗种的禁止令，但犬患问题其实不算多。其根本原因是，他们对养犬管得更严，毫不宽容。

比如，一些国家的公寓不准养犬；一些国家则规定，居民区内犬吠超过三声，狗主人就要受到相关法律的惩罚。这就是著名的“三吠”原则。

不难发现，“黑名单”的扩大化，必然与治理能力的不足或精细化程度不够有关。当“黑名单”开始“缩小”，不妨理解为体现了治理现代化、精细化的意愿。至少可以说，地方有关部门将对精细化治理有了更高要求。

从这个角度去看，一些省份让中华田园犬逐步“退出”禁养名录的做法，其实是值得肯定的。当然，对于个别网友说的“将中华田园犬封为国犬”等建议，倒也不必理会，一笑而过即可。

撰稿 / 宋金波（专栏作家）

编辑 / 马小龙

校对 / 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