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我国五大宗教中,道教是唯一发源于中国、由中国人创立的宗教,所以又被称为“本土宗教”,也就是说,只有道教是中国唯一“土生土长”的宗教。
道教自汉末创建以来,历魏、晋、南北朝,至唐大盛,尤其李唐王朝的统治者,世系出自陇西,谬托老子(李耳,字伯阳)为始祖。因为李唐的国姓也是“李”,把李唐国姓与道教始祖老子的“李”扯上关系,这实在有助于李唐王朝的统治。
到了高宗朝,又册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玄宗朝又尊为“万教之祖”,令五岳各置老君庙,士庶各藏《老子》一本,每年贡举减《尚书》《论语》两“策”,加《老子》策。又制两京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追赠道教列祖庄子(庄周)为南华真人,文子(辛尪,一名计然)为通玄真人,列子(列御寇)为冲虚真人,庚桑子为洞虚真人,其四人所著书改为《真经》。
后又置宗玄学,设博士助教各一员,学生百人。生徒令习《老子》《庄子》《列子》《文子》。又自开元二十九年起设道举科(即所谓的“四子科”),为常科,每年准明经例考试。登第后,亦偕进士、明经诸科“据书判资荫、量定冬集授散”。这实际上使修道成了走上仕途的法定之途。我们熟知的中唐之相元载,就是登“四子科”入仕的一位代表人物。
至天宝二年(743),两京崇玄学改为崇玄馆,博士为学士,升西京亳州玄元庙为太清宫,东京为太微宫,天下诸州称紫极宫。又御注《老子》并义疏颁行天下,道教之盛达至绝顶,成为大唐王朝的“国教”。
儒道合一,亦儒亦道,无论是“以儒合道”,或者“以道合儒”,“讽味黄老,致息心于真妙;抑扬游夏,涤烦想于诗书”,至是首家演成中国文化的传统,更何况大多道士本身便是由儒百入道的。隐逸之士,其实也是道家者流。由此道教重视书法,庶几类似儒家,除了日常应用之外,更多的是出于抄写经卷和游艺的需要。
道教的经典也有很多种,其中最为常见的有《道德经》(《老子》)《太平经》《皇帝四经,》(即《经法》《十大经》《称》《原道》四书)、《抱朴子》《黄庭经》《参同契》《真诰》《清静经》诸种,在印刷术未曾发明,或尚未广泛使用的唐初、盛、中地时期,这浩博如海的经卷,全凭手工抄写。
抄写经卷和画符,大抵出自道士自己的手笔。只有拙于书者,或虽善书,但限于时间,抄写不及才允许雇请他人代劳。从敦煌发现的道经,其书法工整精美,可想而知当年“能书清严道士敬信之人”之修养与技能,当不在台阁书手或译场经生之下。
道教虽不重书名(这是教义中所含),但善书者见称于史传者亦不少,著名的道士司马承祯,隐逸卢藏用,卢鸿(先道后儒)和贺知章、顾况(由儒入道)诸人。
司马承祯(647-735),字子微,号白云子,谥曰真一先生,河内温(今河南温县)人。先居天台山,后奉诏移居王屋山,为上清派陶弘景三传弟子。著述丰富,影响很大。《新唐书》记载其与陆余庆、赵贞固、卢藏用、陈子昂、杜审言、宋之问、毕构、郭袭微,以及高僧怀人相友善,称为“方外十友”;叶適珪《海录碎事》记有“仙宗十友”,陈子昂、卢藏用、宋之问、毕构之外,名才士尚有王適、李白、孟浩然、王维、贺知章。
他的书法,以篆隶著名。其所书碑版有隶书王适《潘尊师碣》,叶昌炽《语石》卷八称“排奡略得《夏承碑》笔法,在唐隶中不多得。篆额尤奇伟”云。另有篆书《茅山贞白先生碑阴记》,惜今已不得见(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夏承碑》)。
卢藏用,字子潜,幽州范阳(今河北涿县)人。我们熟知的成语“终南捷径”,即典出此人(显然是汲汲名利之人)。初举进士,与兄徵晨偕隐终南、少室二山(皇帝在长安,他就隐终南山,皇帝在洛阳,他就隐少室山)。虽名节有瑕,但卢藏用以翰墨见称于史,张怀瓘《书断》列其隶、行、草为能品,吕总《续书评》评有唐隶书,列名五人,卢藏用位居第二。存世有《汉纪信碑》等。
卢鸿,一作卢鸿一,字颢然(浩然),洛阳人,祖籍范阳。《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二本传称:“少有学业,颇善籀篆楷隶,隐于嵩山。”《续书断》书入能品。
贺知章(659-744),字季真,一字维摩,号石窗,晚年更号“四明狂客”,又称“秘书外监”。他排行第八,张旭呼作“贺八”。又官至秘书监,史称“贺秘监”,简谓“贺监”。与包融、张旭、张若虚并称“吴中四士”。天宝三载(744)辞官归乡,以宅为千秋观而居。
张旭与贺知章是姻亲,交往密切,甚见投合,时人往往“贺张”并称。贺知章以草书擅名,卢象喻为王献之,李白则喻之以王羲之。《述书赋》评其书:“湖山降礼,狂客风流,落笔精绝,芳词寡俦。如春林之绚彩,实一望而写忧。邕容省闼,高逸豁达,解朝服而归乡,敛霓裳而辞阙。”
贺知章书法存世极少,可见的惟有《龙瑞官记》(楷书)和流落日本的《孝经》(草书)墨迹两通,然而疑窦甚多。
顾况,字逋翁,自号华阳山人,苏州海盐(今浙江海盐)人。至德二年登进士第,官到秘书省著作佐郎。贞元九年弃官隐居于茅山,受道箓。《旧唐书》称其“工书善画”。
其他,如茅山紫阳观道士李含光,颜真卿《李玄靖碑》以为“颇工篆籀,而隶书尤妙”。太清宫道士卢玄卿,权德舆《太宗飞白书答诏记》称“工为篆隶八分诸书,肯其家法”,鱼又玄、梁元一,《宣和书谱》卷十赞之谓“工行书,得王羲之笔意,而清劲不堕世俗之习,飘然有仙风道骨,可以想见其。《与崇道大师书》……宜笔端得晋人之高风”,可惜的是“无一纸片石留世,终令人扼腕。”
有唐一代,自唐太宗为秦王时与房玄龄趋谒道士王远知,且拜受道箓始,历代君王莫不崇道,且大多记述神灵,立碑颂圣,或传写经疏,铭石布教。存世或见者,著名的有武则天《升仙太子碑》和唐玄宗《庆唐观纪圣铭》《注道德经》三碑。
上有所好,下必甚之。名书家传道布教,更见热烈。行世之名碑于道教者唐代特多。著名的如:欧阳询《宗圣观记》、褚遂良《孟法师碑》、颜真卿《麻姑山仙坛记》《玄靖先生碑》等(此类碑特多,《中国书法史·隋唐五代卷》230-231页有详列)。
大凡名书家多出身于士大夫,亦莫不奉信“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行为准则,盖得意时用儒,失意时用道,尤其不遇之士,吏隐之辈,或外儒内道,或外道内儒,儒道融之于一身。综观有唐一代名书家,其崇道信道,最典型莫过颜真卿。
颜真卿乃一儒家,属守君臣大义,惟其永泰以后,受权相元载排抑,谪守外郡,又缘才高事闲,失意不平,加上亲属加道士的殷淑、韦渠牟耳鬓厮磨,颇受影响。又与道士景昭、刘明素、谭仙岩、陆羽、强蒙声气相投,互为陶染,身在魏阙,心系江湖。
颜真卿之于道教,宋人笔记多加渲染,王谠《唐语林》称“颜鲁公尝得方士名药服之,虽老,气力壮健如年三、四十人……”李昉《太平广记》卷三十二《颜真卿》条,有记“……真卿家迁丧上京,启殡视之,棺朽败而尸身俨然。肌肉如生,手足柔软,髭发青黑,握拳不开,爪透手背……”《永乐大典》也说颜真卿因为修道而死后“死后全形”。
其实,颜真卿信奉道教,始初乃出自家族传统,意在养生,并非服食以求神仙之事。先祖颜之推《颜氏家训》早有名训。只是由于仕途受阻,别有情性,聊以寄托而已。颜真卿殉难之事,或称“地仙”或谓“尸解”,盖出道教立场。由此亦可见道教对于名书家的仰重。
唐代道教及其道教中人,不见有论书之诗文,惟见卢玄卿《法书记》,记王廙、王羲之法书装裱印记及跋尾事,属于记事类,张彦远《法书要录》卷四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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