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中国：2463公里的徒步之旅

贝茨和夫人雪琳成立了为和平徒步基金会，承诺只要身体允许，每年进行一次慈善徒步。雪琳是贝茨徒步的后勤保障，在此次徒步，更与贝茨一同走完全程。 （戈海峰/图）

（本文首发于2019年11月7日《南方周末》）

镜头没有演绎出徒步的难度：每天20~30公里的公路行走，呼吸着国道边大货车卷起的尘与土，忍受着高温、蚊虫、满脚水泡以及膝盖的疼痛。沿途遇到的人总会忍不住问贝茨：你为什么要徒步?

在旅行的最后一篇日记里，贝茨引用了英国作家劳伦斯的一句话：所有人都会做梦，但做白日梦的人是危险人物——“因为他们也许会睁大双眼，把梦想付诸行动，将其变为现实。我就是如此。”

58岁的麦克·贝茨膝盖不好，每天上路前，都吃了止疼药。这件事，他也很少提，纪录片《之江故事》里没有拍，只有夫人李雪琳知道。

2019年8月19日-9月18日，这位人称贝茨勋爵的英国人从杭州纵穿浙江，用时31天，徒步501.62公里，走到温州，用徒步形式筹款。

这是2015年以来，贝茨第三次中国徒步，他曾从北京走到杭州，此次抵达温州总行程已达2463公里，接下来的计划是从温州出发，途经珠三角，走到香港。

纪录片《之江故事》详细记录了这次徒步，由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旗下的“解读中国工作室”制作，2019年10月初上线。纪录片更清楚地表明了他的身份：现任英国上议院议员、英国女王枢密院顾问官，直至2019年4月担任英国国际发展部国务大臣——“这是国际主流媒体首次邀请西方知名政治家担任纪录片主持人，讲述新时代中国故事的节目。”

“想要了解中国就需要完全转变一种思维方式，准备好将你的‘文化偏见包袱’丢在机场。”纪录片为贝茨这段话配上画面：上世纪的天安门广场影像切换至如今繁忙的高架桥，粗糙的影像转为高清。

而镜头没有演绎的是徒步的难度：每天20~30公里的公路行走，呼吸着国道边大货车卷起的尘与土，忍受着高温、蚊虫、满脚水泡以及膝盖的疼痛。沿途遇到的人总会忍不住问贝茨：你为什么要徒步?

人们不理解这位英国终身贵族的执著，同时好奇他遇到了一个怎样的中国。

需要时间，聆听他人

2019年4月，来中国前4个月，贝茨做了两件事，辞去政府部门部长职务并徒步，从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穿越4个国家，走到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总长631公里。

徒步结束后，他在徒步日记中坦承了自己当时的苦恼：随着英国脱欧的进展，他深感英国产生了巨大的分歧，“我从未见过如此的苛刻和人身攻击”“英国脱欧已经演变成一场有毒的法庭离婚战……”而他应对冲突和争议的反应与他人不同，“我默默忍受，直到我情绪和情感再也不能承受。我爆发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不得不出走，用一段长长的徒步来消化。”

他说，“我需要自由的时间去思考并聆听他人的机会”。

此次徒步旅行是一个突然的决定，“只用了三天的时间”，但徒步这种形式对贝茨夫妇来说，并不陌生。这是他们的第9次徒步。自2009年以来，他们累计跨越25个国家，行程14709公里，募集了善款104万英镑。

2019年9月8日，在中国丽水市的一家咖啡店，贝茨回忆了十年前第一次徒步。那年他48岁，为一个名叫“明天之星”的慈善机构筹款，徒步160公里。当时身为政治家的他去鼓励年轻人实现梦想，他说，自

己年轻时的梦想是徒步走遍世界。“那么，你为什么不为实现梦想走出第一步？”年轻人问。

“更爱啤酒和烧烤”的贝茨决定走出第一步。为年轻人筹款，并走出实现自己梦想的第一步。十年后，他回忆起那个出发的早晨，“我至今仍很清楚地记得，十年前9月的那个周一，清晨薄雾蒙蒙，我坐在岸边等待潮水退去。我意识到，即使在我最狂野的梦里，我也无法想象未来会发生什么。”

2011年，他在徒步中遇到了现在的中国妻子雪琳，组成了上路的绝佳搭档。2012年他们成婚，在婚礼上宣布设立为和平徒步基金会，承诺只要身体允许，每年进行一次慈善徒步。

“我们俩是组成一个团队在走”，在团队中，雪琳是贝茨全程后勤保障，预订酒店住宿、对接慈善募捐、翻译校对每天的徒步日志，有时会租车跟在贝茨身后。

2016年的南美徒步令人难忘。当时贝茨辞去内政部国务大臣一职，请假暂离上议院岗位五个月，开始全长3025公里的“奥林匹克休战徒步”之旅，从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发，行至巴西里约热内卢。

这是一个漫长的旅行。最初，雪琳没打算全程参与，帮贝茨安排好后让他独自徒步。可走出布宜诺斯艾利斯，他们就傻眼了：城市以外再没有人家，也没有寄宿点；恰逢洪水过后，路边毒蛇出没；经过高原，在山上冻得瑟瑟发抖。挣扎两个星期后，雪琳决定留下，租车跟在贝茨身后。虽然挣扎，最终他们坚持下来了，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筹款26万英镑。

不过，2019年的中国之旅，是一场和过去经验截然不同的旅行。

规模浩大的慈善徒步

“筹备这场慈善徒步，简直动员了约等于一座小城的力量！”贝茨在他的徒步日记里写道。

申请徒步签证在处于伦敦的中国驻英大使馆并不常见，他们需要一位官方合作伙伴以获得审核通过，并提供后勤保障。

2015年，贝茨夫妇第一次在中国徒步的合作伙伴是中国红十字会，2018年则是中国保信集团/曹妃甸职教城。2019年，中国对外友好协会发出正式邀请，“为友谊徒步”。徒步行程敲定后，“解读中国工作室”马上联系贝茨夫妇，希望能全程跟拍。

第一次徒步中国时，贝茨夫妇与他们相识，“解读中国工作室”将当时的徒步故事纳入习近平主席访英宣传片《当英国梦遇到中国梦》中，同年，习近平主席在访英期间于英国议会演讲，讲了四个故事，其中之一是徒步中国的贝茨勋爵。

为配合纪录片拍摄，贝茨夫妇的徒步计划作出调整。往常，他们每天走30-40公里，一周休息一天。现在徒步几天，就要间隔一天的拍摄，拜访沿途的景点。每天徒步公里数也降至二十公里左右。

纪录片制片人薛奕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此行线路“百分之九十”

是他们挑选，“最后也听取贝茨夫妇的意见”。节目组搜集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留下足迹的故事，结合雪琳提供的线路信息，拟定了从杭州到温州沿途的35个故事，最后筛选至12个故事，带着贝茨参观丝绸市场、茶园、村庄、横店、中欧国际货运班列始发站等重要景点。

而为了实现慈善目标，贝茨夫妇通过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在腾讯慈善公益平台设立“为爱行走”项目，在网站和公众号上开放捐赠入口。

和以往徒步筹款一样，贝茨夫妇还要组建一支翻译志愿者团队。贝茨每天徒步之后，写一篇日记，介绍徒步路上的故事，每一篇都带有筹款标识，由中英两地的志愿者翻译校对，及时发布。

他们的合作伙伴最终增至八家。很快，他们有了一辆补给车，浙江民盟特别派去公益急救支队队长陈晗随行，协助雪琳做后勤保障。

在之后的行程中，旅行队伍始终是庞大的。志愿者得知他们的行程，主动申请加入一起走，沿途的地方政府会设宴款待，每天的终点都有来自企业、政府、民间组织的人员在等待。

这样一系列的安排各有利弊。贝茨更喜欢“一个人走”，他追求在路上的随性。现在走路的速度与时间要更严格地把握。“他一直在compro-

mise，妥协”,雪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继而又解释，这也是“入乡随俗”，“麦克也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中国”。

被展现的中国故事

2019年8月21日，上路的第三天，在杭州浦沿镇，中午气温飙升至35摄氏度，贝茨夫妇在G330国道走错路线，他们拐进路边一家超市，想买帽子遮阳。

“外国人！外国人！”一个小女孩看到他，尖叫着跑了出去。

哈！贝茨觉得女孩的反应很有趣，他看到了“非常真实”的反应。在徒步日记里，他详细写了他的发现，在中国，除了北上广等大都市，其他乡镇村庄很少见到外国人。

“如果你除了汉族以外从未见过其他人，当一个体格巨大的西方人出现在你父母的商店里，你会感到震惊”。

贝茨身高1.85米，穿着印有“为友谊徒步”字样的运动服，脚穿一双英国带来的登山鞋——46码。徒步中，他的挎包里装着纸笔，随时记录。在义乌，中欧班列的始发站，国际商贸城，各种数字扑面而来，但落到贝茨的徒步日记上，则清楚地写着“这列集装箱的班列从义乌来到伦敦，总里程一万两千公里，路上经历了19个日夜，比海运集装箱快了整整两个星期”。

贝茨也在笔记上记下下姜村的客流量——“每年46万”。

下姜村是纪录片中的典型景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的发源地。从2001年起，下姜村成为五任浙江省委书记的基层工作点，2005年，习近平作为浙江省委书记走访下姜村，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019年10月底，南方周末记者沿着贝茨的路线，前往下姜村。沿线都是柏油马路，村庄都是白墙灰瓦，色调干净。到了傍晚，霓虹灯亮，下姜村隐约有凤凰古城的味道。

贝茨的描述更有趣，他写道，“在我记忆中，我还从未去过从前的‘猪圈’吃过饭。”村里的两任书记接待了他们，为作区分，他称老书记姜银祥为“Old Jiang”（老姜），现任书记姜浩强为“Young Jiang”(小姜)”“他们看起来并不介意”。

2005年起，下姜村开始进行改造，“山上种了成片的竹林，猪都搬离村庄，同时种上葡萄。有关部门大力治理河流卫生，建立卫生设施……”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贝茨感到不可思议，“城里的游客听说了村里的全新变化纷纷想去一探究竟。”为了游客，村里建起了民宿。原来的集体养猪场改建成了餐厅，墙壁上是以猪为主题的漫画，卡座设计成猪栏的模样。

村庄变成了旅游点，统一为旅客提供预订的信息，统一旅馆房价，统一分配利润。在下姜村，贝茨很想和当地的小姜书记继续探讨当地经济：似乎正在回归到“集体经济”，而非“市场经济”？

2019年10月底，南方周末记者再度问起这个问题，小姜书记解释说，“这是我们从天台县学来的，避免村里的恶性竞争”，目前全村正在推进中高端民宿发展，又新添了两家酒吧，要留住客人，他认为此举是创新模式。

但当时跟贝茨“没办法聊这么深”。当天贝茨的行程紧凑，小姜书记忙于接待另一波早早定下来的重要客人，两人交流很有限。

纪录片《之江故事》全程纪录了贝茨夫妇此次在浙江的徒步之旅。钱塘江古称为之江，也称为浙江。 （资料图/图）

他想看到普通人

在随行的志愿者摄影师戈海峰眼中，贝茨在参观这些代表中国速度的“打卡点”时，偶尔也会遇到“PPT式”的介绍。贝茨虽然坐得笔直端正，“但是眼神不灵动了”。戈海峰是《时代中国》摄影师，依据多年拍摄人物的经验，他猜想贝茨对介绍的内容不感兴趣。

“他想听企业家创业打拼的故事。”戈海峰说。

在青田、温州等地，贝茨听了不少企业家如何离开家乡到海外谋生的故事，极为感慨。9月15日，贝茨在临江镇驿头和平村里意外发现村里有个中加友谊馆，纪念当地一个曾担任加纳外交部长的木材商人程志平。当天的日记里，他感慨地写道，一路上他和雪琳聊这些事——“1989年雪琳获得本

硕两个学位，口袋里揣着50英镑，离开家乡杭州来到伦敦。”其实，“我们都曾有类似的经历”。

除此之外，他对普通的路人很有兴趣，抓住机会跟路人聊天，国道上修路的工人、钓鱼的中年人、剪头发的人、卖葡萄的人、环卫工人，问题逃不出三个：你在做什么工作？每天的工资是多少？你的感受如何？

知道环卫工人四五点起来清扫马路，他会紧盯住团队里吸烟的人，不让他们随意扔烟头。

戈海峰印象很深的是遇到一位老人。老人76岁，坐在一家外贸工厂外，把钢丝球逐个放进透明的包装袋里。贝茨循例问了老人每日的工作、收入。“20块钱一天。”老人回答。

贝茨有些惊讶，但没说什么，看着前方的雨点，再扭头看看旁边的老人。那一刻，戈海峰觉得“他有悲天悯人的气质”。

对朝夕相处的团队，他也有很多问题，问曾留学英国的薛奕薇“现在的中国年轻人都在干什么”，问团队成员接触哪些与英国有关的事情，“你看过英剧《唐顿庄园》吗？《神探夏洛克》吗？”

戈海峰跟着贝茨走了31天，想捕捉到具体可感的“人”。他看到过贝茨的喜悦时刻：完成当日的徒步任务后，贝茨在电梯里高呼：“Greatjob!”(好样的)他也常这样鼓励沿途加入的志愿者。

还有沉默时刻。徒步路上，有时志愿者走在后头，大声地说话，不时传来清痰声，“呸”吐掉。戈海峰察觉到贝茨不喜欢这样——他走路的姿态都变了，沉默地向前走，工作人员问要水吗？他大声地拒绝：“不要”，再问吃饼吗？也“不要”。

雪琳觉得贝茨当时不是生气，因为作为政治家，他有他的素养——积极的、正面的，代表着英国的形象。拒绝仅仅是因为不需要，或是太累了。

而贝茨自己在日记中感慨，以前的徒步分为五个部分——策划、后勤保障、博客、中文翻译以及募捐，而这一次多了“人际外交”，他解释，就是通过徒步增强中英两国之间彼此友谊，促进彼此了解。其中，他主要负责两个部分：徒步和博客，“当然我也会参与‘外交’”。

当然，对于英国人而言，新旧交融的中国往往能带来更多意外之喜。在永康城内，贝茨夫妇遇到一座已有三百年历史的木质古廊桥，老人们在桥上打牌、拉二胡，大家很惊喜，认为这是古老的中国智慧——善于打造这样的公共空间。

在青田石门镇里，他们偶然听说附近有著名的瀑布，欣然前行。瀑布清泉飞泻而下，雄伟神奇。贝茨对着纪录片镜头称，这就是他们徒步的原因，总有偶然的惊喜。

拜访国际学校时，有个学生问贝茨，“你为什么不坐飞机，不坐高铁，而要走路过来呢？”贝茨答，“这样我才能遇到你啊。”

白日做梦的人

在纪录片里，贝茨是以西方知名政治家的身份行走中国，展现了浙江各地的风光与成就。纪录片导演欧菲娜·麦格雷迪也是英国人，首次到访中国，对于耸立的高楼大厦、到处都在建设开发的基础设施惊诧不已。

但纪录片没有表现出公益急救支队队长陈晗眼中的贝茨之旅——一场艰苦的徒步。

每天9点出发，走到下午五六点，每五公里休息一次。行走阶段正值高温酷暑的夏天，随行的志愿者都很累、很饿。

贝茨总是走在队伍最前面，看着运动手表，控制速度，以每小时4.8公里速度匀速行进。为了保证徒步的状态，贝茨多数时间在路上保持沉默。雪琳紧随其后，她握着三部手机，偶尔和志愿者沟通，处理事情，同步沟通行程、慈善筹款、徒步日记的翻译校对问题，但不闲聊。

每天的路程都要精确执行，自A点徒步至B点，第二天必须从B点出发，走到C点。有时为了方便，同行的志愿者劝他不用那么精确，贝茨不同意，近乎执拗。

二十多天来，气温通常在正午飙升至38摄氏度。在G330国道上，一辆接一辆的重型卡车轰鸣而过，卷起阵阵尘土。这样的状态，从早上9点左右持续至下午四五点，时长八小时。

徒步至绍兴诸暨，贝茨首次遭遇中暑。脸涨红，全身出虚汗。后勤保障人员陈晗匆忙将他带到附近村庄的“党员之家”，敷冰袋降温。“2015年徒步中暑三次，这次就一回，算好了”，雪琳事后庆幸。

贝茨自己也觉得艰辛，“我想起英国歌手科沃德唱的一首流行歌，其中一句歌词是‘英国正午在大太阳下遛疯狗’。环顾四周，所有的狗都在树荫下乘凉，如果科沃德知道有人在正午大热天走24公里，他会怎么描述？”

陈晗坐车跟在后面，车上是他们的行李和补给。她会焦虑，没想到徒步这么苦，更焦虑贝茨夫妇不怎么吃东西——早上出发前吃些麦片沙拉，中午不怎么进食，路上喝点水。她怀疑是食物口味不对，换着食物试，饺子、馄饨、面条、小笼包，大都失败了。

直到在安华古镇，贝茨在路上遇到“阿姨”烤饼，饶有兴致地动手学做烤饼。“炭烤的香气和面饼的麦香在我们吃上烤饼之前就大大激起了我们的食欲。”贝茨这样写。

“终于吃东西了”，陈晗松了一口气，之后，每天她都备上烤饼。

高温、长时间徒步、不吃东西、一定要完成目标，陈晗觉得“他们有点像苦行僧”。贝茨的儿子们也曾说他是“阿甘”，“他们认为我正经历一次非常长的中年危机，以另一种方式来说，他们认为我疯了”，但贝茨认为他与阿甘不同，他的徒步有明确的宗旨和目的。

在抵达温州后，贝茨总结此次旅行，花了大约1万英镑，筹集了120万人民币（144480英镑），接受了一千多名爱心人士的捐款，五百多名志愿者参加徒步。他说，筹款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如果筹集的善款比花费少，那还“不如待在家里，把一万英镑捐出去”。

在当天日记的开头，他引用了英国作家劳伦斯的一句话，所有人都会做梦，但做白日梦的人是危险人物——“因为他们也许会睁大双眼，把梦想付诸行动，将其变为现实。而我就是如此。”

南方周末记者 刘怡仙